跳脫意識作祟 尋找台灣經濟活路

跳脫意識作祟 尋找台灣經濟活路→對大陸政策與全球布局的省思
工商時報 B3/經濟教室 3/04/2007 （星期日）

文／【溫英幹（東華大學經濟系教授）、鄭治明（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聖經箴言書有一句話：「有一條路人以為是正確的，最後卻成為死路一條。」這句話用在政府的政策也很恰當。政府的政策大都立意良好，但結果卻誤國誤民的例子不勝枚舉，正印證了「貪腐可怕，但錯誤的政策比貪腐更可怕」這句話。
　　在大學教發展經濟學，最常舉的例子就是當年（一九六○年代開始）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仿效日本的發展模式，開始以「外向型」的擴張出口政策為主，終於造成以後數十年的經濟發展奇蹟，這是早期台灣的「威權政府」走的「正路」，也成為一條「生」路。但在同時期，拉丁美洲卻將「進口替代」政策做為經濟發展的指導原則。進口替代指發展國內產業來代替進口，振興自己國家的產業水準，節省外匯支出，使國家經濟走向自立自強之路。
　　這種內向型政策想法看來很好，但結果是導致拉美國家經濟落後，外債高築，演變為一九八○年代的外債危機，到現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東亞國家。同樣的，印度與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前的鎖國制度也使其經濟進步緩慢，直到經濟開放後才大幅提升。經濟學家在回顧這些經濟政策所得的結論是，當政府在制訂某種政策時，立意都很好，但結果卻反其道而行。
　　鳥籠經濟
／違反經濟及市場法則，使總體競爭力在國際間的排名滑落。

　　台灣最近幾年，從李登輝執政後期到民進黨執政，當政者走的是類似拉美國家的「內向型」鎖國政策，但對象鎖定中國大陸。鎖國政策的理由和立意都很好：為了保障國家安全、避免產業外移、保障國內的就業；因為產業外移，民間投資不振，會使國人失業，資金流出到國外，演變為債留台灣；因此最好的解決方式是產業都留在國內，自立自強，台灣的經濟不必依賴大陸，也不怕大陸的經濟影響台灣。
　　在這樣的思惟下，加上對中國政權排斥的意識型態，台灣的對大陸採用「鳥籠經濟」政策，不讓鳥自由飛到大陸，以免不能管控；另外也不讓大陸的鳥飛進來（限制觀光客及不讓陸資來台）。這種政策類似中共在一九八九年改革開放時的路線之爭。陳雲倡議「鳥籠經濟」，怕「一放就亂，一管就死」，主張讓經濟在不能全面開放而只在一定的範圍開放；另一方面，鄧小平主張摸著石頭過河的全面開放，而最後鄧的大幅開放政策占上風被採用，使大陸的經濟扶搖直上，如果當時採用陳雲的政策，則情況將完全改觀。
　　「鳥籠政策」的確立意良好，卻違反經濟及市場法則。結果呢？台灣的總體競爭力在國際間的排名開始大幅滑落（主要是政府部門）；台灣的股市漲幅遠不如其他東亞國家及印度；產業投資大陸受到資本四○％的上限限制及未完全開放三通，讓產業綁手綁腳，以致經營成本提高；整體經濟成長率敬陪四小龍之末，甚至比東亞其他新興國家低。本來想不依賴大陸的經濟，卻發現台灣的經濟越來越依賴大陸。
　　美國商會二○○六年十二月月刊評論指出：「台灣過去六年來的政府體質不佳、沒有遠見，找不到區域定位，台灣正逐漸變成亞洲區域的「邊陲地區」。十年前的戒急用忍政策不但終止了亞太營運中心的進程，也改變許多官員對兩岸經貿看法，許多關於兩岸的管制也應運而生，不僅使得台灣廠商無法發揮其鄰近、語言與血緣關係等優勢，更眼睜睜看著外國競爭對手超前。無法執行的禁令只會讓官僚體系自我膨脹，並增加民間的怨懟。過去六年台灣政治對立及政府缺乏穩定與前瞻性，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內閣閣員頻繁更替，人民如何能期待具備充分資訊、延續性與未來性的政府政策？」
　　美國商會這份白皮書事實上表示台灣的總體經濟不穩定，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警訊，因為總體經濟開始不穩定，表示經濟發展的基礎開始動搖。一九九一年世界銀行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穩定快速發展有四個要素，分別是：投資在人力資源，擁有有競爭性的個體經濟（企業），有全球化的網路，以及最重要的，有穩定的總體經濟。當總體經濟不穩定，將會影響其他三種要素，使一國經濟向下沉淪。

　　敬陪末座
／出口成長率遲緩、民間投資與消費的成長率停滯不前。

　　我們已經看到，近幾年台灣的經濟成長及發展在東南亞地區逐漸成為敬陪末座，可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最近幾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主要要靠貿易出超來推動，也因此使外匯存底持續增加，加上有通貨緊縮的現象，與日本在一九九○年代長期經濟成長停滯不前有些相似。台灣的出超貿易主要都是依靠對大陸的巨幅出超，表明如果沒有大陸市場，台灣對大陸以外的世界是入超的，特別是對日本的長期巨幅入超及對產油國家的入超最多。台灣對大陸的高依存度由此可見。
　　值得欣慰的是，台灣企業家仍深具潛力，雖然政府及朝野政客在扯後腿，在外貿上仍然表現亮麗。問題是：這種情況還能維持多久？再看外貿數字，出口成長率遲緩，貿易出超部分原因是進口成長比出口更遲緩；貿易條件（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指數之比）連年惡化，削減台灣的出口競爭力，使外貿前景也出現陰影。
　　二、政府投資、民間投資與消費的成長率都停滯不前。雖說卡債危機解除後將對消費增加有所幫助，總體趨勢仍處不利情況，因為經濟成長趨緩，軍公教人員及許多薪資階級薪水多年沒調升；工業與服務業平均薪資二○○一至二○○五年期間平均名目薪資每年增加不到一％，扣除通貨膨脹，增加值為負數；平均國民所得以美元計，只有在二○○五之後才開始微幅上升（二○○一和二○○四都是美元一萬四出頭）；這些都連帶會影響消費支出的意願。此外，投資環境不佳、政府財政拮据，也影響整體投資意願。
　　三、外人來台的投資偏向間接投資在證券上（約占外匯存底的一半資金），而對經濟成長有實際貢獻的直接投資成長趨緩。二○○六年十月聯合國工業與發展組織所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在外人直接投資方面，將台灣列為「高潛力，低績效」國群，與英美同類—表示台灣的投資環境富有潛力，但吸引外人來台的績效表現低。而中國大陸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則被列入表現最好的「高潛力、高績效」國群！

　　十年河西
／如此鎖國思惟有如以往拉美的內向型政策，恐將台灣帶向「死路」。

　　有人稱台灣經濟過去十年的表現為「失落的十年」？究其原因，與政府的「戒急用忍」、「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及「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等鎖國政策，及政府缺乏一致性、全球布局的經濟發展願景有很大的關係（有的多流於喊口號）。鎖國政策導致兩岸三通（通郵、通商、通航）進度遲緩。一九七九年大陸宣布希望兩岸三通，而台灣政府則以三不政策來對應（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作為對應。
　　以時空背景而言，大陸剛剛開放，其三通政策的政治目的大於經濟目的；但隨著大陸的大幅開放政策，情況已經改變，反而是台灣在採取鎖國政策。大幅度三通也一直是台商最希望的，但兩岸的政府互相卸責，都認為是對方的錯，歷任當政者都還沒找到化解之道，倒楣的是台商經營成本的增加與與台灣經濟的遲緩成長。
　　企業家最知道哪裡投資最賺錢，他們也會自負風險。但政府將企業家視為還不懂事的小孩，諸多限制。殊不知，台灣的「微觀經濟」是很強的，台灣擁有一流的企業家，有一流的競爭力，根本不需要政府代為決策；台灣的「全球網路」及科技普及也在先進之列；人力資源方面，台灣有優秀的政府官員（可惜受到當政者錯誤政策的「綁架」無法完全發揮潛力）及受過良好教育的民眾，是經濟成長重要的原動力之一，加上台灣的總體經濟一向穩定，正符合世界銀行的四要素要求，因此過去被國際發展經濟學界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模範生。
　　如今情況丕變，對大陸的鎖國政策以及缺乏遠見的經濟政策已使台灣的經濟成長遲緩，模範生成了問題學生，「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景況是誰造成的？顯然這種「鳥籠經濟」思惟有如以前拉美的「內向型」政策，已經發生效應，如果仍然繼續如此，將遺禍無窮，把台灣帶向「死路」。

　　媚民主義
／為了選票討好選民，不顧財政紀律，最終可能賠上經濟發展與全民的福祉。

　　拉丁美洲過去經濟政策的失敗還有一個致命傷就是民粹主義，英文是populism，筆者認為應改譯為「媚民主義」，就是政客為了選票討好選民，不顧財政紀律，一直加碼在社會福利或討好財團的減稅措施上。例如濫發老人津貼、隨意調降稅率、通過坑錢法案等「開流」卻沒有相對應的「開源」配套措施使國家財政赤字及負債節節攀高；中央與地方都在進行花錢競賽，等到財政危機到了像玻利維亞一樣，政府財政破產，那時才來補救，代價就太大了。
　　順便一提，最近委內瑞拉總統開始走社會主義回頭路，美其名為經濟改革，將民生有關大企業收歸國有，委國很多百姓拍手稱好。委國不記取歷史教訓，可以預測幾年後委國經濟將更行萎縮，因為回復媚民政策、違背市場法則的經濟，歷史證明總是行不通。
　　錯誤的政策，使經濟發展進步緩慢甚至退步。但雪上加霜的是：近年來朝野政客不問是非只問立場的惡鬥，導致國家定位不明、政治不穩、族群失和、社會失序、道德淪喪，加上當政者抱著仇視大陸的心態，不努力解決兩岸關係，卻花大量精力與金錢在推動加入聯合國及「去中國化」或「去中正化」的正名運動上，政治力影響經濟使台灣經濟「空轉」的速度更快，最終可能賠上整個經濟發展的腳步及全民的福祉。
　　報載移民署資料顯示，大陸偷渡來台人數逐年減少，意味著兩岸差距越來越縮小，大陸急速發展壯大，台灣日益萎縮變小，當政者卻好像視而不見，以為自己的政策及種種作為是正確的，恐怕最後應驗了聖經箴言所說的走向「死路」。

　　打開生路
／減少政治掛帥、調整對大陸的經濟政策，著眼於全球布局。

　　如何避免死路，朝野要好好思考走一條正確的「生路」，恢復台灣的競爭力，使台灣的經濟生氣勃勃。當務之急應該是當政者心態的改變，減少政治掛帥、媚民主義的作法，著眼於全球布局，將經濟政策由對大陸鎖國還原為大幅開放。當然，以兩岸目前互不信任的情況下，來路將會相當艱辛。但如果不改變意識型態與作法，誰倒楣呢？還不是台灣！
　　不過，這裡要先破解一個「迷思」：有些人認為台灣與大陸只要三通，兩岸問題就OK了。其實，三通只是回復競爭力的一小步。台灣和大陸之間即使全無阻隔實現三通，台灣和美國、日本、韓國一樣要面臨產業出走到工資低廉地方，特別是大陸的問題。所以解決出走問題並不是靠限制，而是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及投資環境使台商將台灣當作「家基」（home base），願意回來投資、帶動台灣的產業發展，維持就業的穩定，使台灣的經濟成長不落人後。
　　例如，如果台灣的產業維持在「上游」區塊（例如難以被取代的核心零組件及服務，包括研發設計、全球運籌），和大陸的「下游」區塊沒有競爭，並進一步將其納入由我掌控之價值鏈，則可以維持台灣的利基，不必怕產業的空洞化。台灣已經發展出一流的跨國企業及全球運籌的基礎，可在兩岸的製造業及服務業保持利基，政府放手由台商自由進出，將使台商對兩岸經濟產生雙贏的結果。
　　過去半世紀，台灣對日本都保持鉅額入超，從來沒有逆轉過，就可看出日本掌握台灣無法取代的「上游」區塊，台灣必須依賴日本的核心技術的產品與服務。同樣的，只要台灣能掌握大陸所需的核心技術的產品與服務，就不怕被大陸所取代。
　　最後，有學者指出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的大部分，而且以中小企業居多，不像美國、日本與南韓都是大企業在大陸投資。如果大陸經濟不景氣，整個台灣的對外投資以及台灣的經濟將受害最多，而對美、日、韓的衝擊相對較小。這種顧慮也有道理，但當大陸經濟成長到一定程度，實質工資上升，台商和其他國家的外商一樣可能要移師到工資更便宜的地方去，到時想對大陸鎖國也沒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