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今昔看

上海今昔看

溫英幹
(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

登於美國中文僑報「華府郵報」3.22.2002, P.14；
「密西根新聞」6.14.2002, P.11轉載。

一九八三年春我代表世界銀行經濟發展學院(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 EDI，現已改制為World Bank Institute) 參加在上海財經學院舉辦第二期為期六週的國民經濟管理培訓班課程(National Economic Management Course)，自三月十四日開始，四月二十三日結束。

這個培訓班由剛自世界銀行退休，擔任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總署（UNDP）中國合作培訓計畫首任主任楊叔進先生擔任班主任(course director)，我為合作班主任(co-director也就是副班主任)。安排的講員除了楊先生和我以外，包括世行的專家和自美國及日本請來的專家。我於三月九日與楊先生聯袂啟程飛往上海。從華府杜勒斯機場搭聯合航空到舊金山，次日改搭日航抵成田，三月十二日楊先生與我和另一位EDI同事夏普斯頓（Michael Sharpston，英國人）先生會合於成田機場，改搭中國民航的波音727飛機飛了三小時安抵上海虹橋機場。

當時的機場尚未改建，規模很小，剛好另一架國泰班機也從香港同時抵達，旅客擁擠在一起，我們三位花了兩個小時才辦完通關手續。初到上海，看到機場到處是著綠色軍服的警衛，對來自台灣的我看來很不習慣。。入關前有一大招牌寫的是邊防檢查部Frontier Defense，令旅客怵目驚心。行李檢查很嚴，帶照相機或是設備進去，要填寫表格，並在出關時驗明帶出國，不然會被令繳交關稅。取行李的地方也沒有裝設行李轉盤，一切設施都很陳舊。一出海關門口就見到上海財經管理學院的王松年教授和外事處李處長及助理小曾來接機。機場外房子不多，道路簡陋。我們三人被安排住在位於南京東路口外灘的和平飯店。

三月十四日到財院參加培訓班開幕式，並開始上課。當時的院長是姚耐教授，年紀很大，不良於行。我們與他見面後，開幕式由兩位副院長郭森麒及龔浩成教授主持。早上十點由我開始講課，介紹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之後六週，除了楊先生、夏普斯頓先生和我以外陸續有數位講員來到分別授課。學員有三十五位，大多是從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中級幹部，即處科級官員，加上從財政部所屬院校來的講師級老師。課程於四月二十三日結束。我從頭到尾參與這次的課程，一方面是因為這是我調到EDI後第一次上課，另一方面也要瞭解辦班整體過程以便將來辦班時的參考。

在上海六週，住在黃浦區外攤的和平飯店，這是當年最好的飯店之一，另外一家是位於淮海中路（以前著名的霞飛路）的錦江飯店。和平飯店有北院和南院，北院住的多是外賓，我們住北院條件較好。當時大陸採複式匯率，對旅遊方面採用外匯券制度，專供國外人士使用，匯率是美金一元兌換人民幣一點九七元。

和平飯店後面不遠處就是友誼商店，專供外人及華僑用外匯券購物，以國外的生活水準而言東西很便宜。當時大學老師的薪水，除了一些老教授最高每月可領到三百元人民幣，一般老師的月薪只有大約一至二百，工人可能只能領到五十到七十五元。旅館每夜的宿費約四十元，飯食大都在和平飯店八樓餐廳解決。這個餐廳在當時算是有名的上海菜餐廳，廚師手藝算是一流。飯店地下室有理髮廳，由一揚州老師傅負責，價格也很便宜（理髮及半身按摩費時將近兩小時只費八點六元，洗髮吹風一點六元，在街上理髮只要五角）。

我與楊先生每天一起吃飯上課，夏普斯頓先生則偶爾會加入我們吃飯陣營。有一晚上我們三人所點的菜如下：扒鴨一隻、桂魚一尾、青菜一盤、肉絲筍片湯，加上白飯，共計三十四元，合美金約十七元（新台幣約七百元），以旅館的價位對我們而言還算合理，但本地人則吃不起，他們在一般餐廳用餐就便宜多了。財院每天派車來接我們去上課，車程約二十分鐘，中午送我們回來休息後，下午再去。課餘和週末財院則安排旅遊節目；我們到過市區或近郊的豫園（城隍廟商業區）和玉佛寺等地，也到杭州、蘇州及無錫旅遊。

當時上海市區建築老舊，大多是一九四九前的建築；郊區才開始有新建築。二次大戰前，上海市區為列強瓜分為租借區，分為日本區、法國區、英國區和德國區。南京東路一帶屬於英國區，淮海中路屬法國區，四川中路屬日本區。和平飯店在原來之英國區，建築反映英國風味。財院位於原日本區，有不少日式建築，其中有虹口公園，內有文學家魯迅之墓。

南京東路和淮海中路一向商業繁盛，是上海最熱鬧的兩條街。據估計，每天在南京東路靠近外灘這一段行走的人就有一百萬，可說是人頭鑽動，摩肩擦踵。路邊還預留小洞讓人吐痰。每天一早，外灘就擠滿來散步運動的人潮。外灘在南京東路口，憑臨黃浦江，對案就是浦東地區，當時尚未開發，一片低地，人煙稀少，過去有定時渡輪可通。

每天早上在外灘最引人注目的是集體練太極拳，由義務指導發口令，多時有上百人參加。旅客也可進去，沒人管。外灘旁有一公園，就是著名的黃浦公園，在英租界區時代，傳說公園門口掛有一牌，上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現在大家都可買票進入，當時票價是人民幣五分。

外灘與黃浦公園在入夜後有一奇景，就是無數的情侶在外灘憑黃浦江邊的欄杆旁排成約一公里長隊伍在談情說愛。他們都是面對浦東，背對行人。晚餐後我們喜歡到外灘散步，並欣賞這些人潮。公園內石椅上更是座無虛席，都是情侶。主要原因是市內可供男女約會的地點不多，來公園一來人多，而來經濟實惠，所以成為約會的好地方。據說當時有退休的員工擔任義警，每到晚上十點就會手拿手電筒在黃浦公園內巡視，見到還沒離開的情侶，還會用手電筒照他們，叫他們：「太晚了，快回家。」

在上海期間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福州街的新華書店，從和平飯店步行仍須約二十分鐘才能走到。大陸國營的新華書店在上海及北京的門面都很大，都有約四層樓。當時書架很便宜，我曾一口氣買了十本經濟方面的書（多是與大陸流行的馬克斯政治經暨有關，少有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共只花人民幣十二元。不過有一套紅樓夢，經大陸學者整理過的「脂胭齋重評石頭記」重印乙卯本，以線裝書方式發行，定價五十八元（約合美金三十元）是我買到最貴的書。另外還有科技書店及外文書店也頗具規模，但不如新華書店大。每個書店都擠滿人，可見國人好學之風。來買書的外地人也很多，他們都藉著到上海出差的機會買書回去。

上海的雜技團表演是值得觀賞的節目，地點在上海雜技劇院，終年都有演出。約有三十位受過特別訓練的團員表演民間藝術如疊羅漢，竹竿頂碗碟等，配上音樂及鮮豔衣裳，驚而不險，水準很高。劇場為圓形，演出時間約兩小時，外賓不少。看後印象深刻。之後在北京也看過北京團的演出，覺得這些雜技是中國文化的精彩一部份。另外的娛樂節目是和楊先生去觀賞京劇（即平劇），地點在勞動劇場，票價才八角。我們看的劇目是玉堂春，即妓女蘇三與王公子的故事，我不懂京劇，經楊先生解說，稍微開竅。

次年（一九八四）的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七日與上海財院合辦「一般投資項目計畫」(General Project Planning)課程又到上海。這次與著名經濟學家James Henderson教授同行一同教課。他與Quant 教授曾合寫過一本六十及七十年代很通行的個體經濟學教科書Microeconomic Theory-A Mathematical Approach。他的夫人Anne Krueger時任世行研究部副行長兼總經濟師，兩人都從明尼蘇達大學請假到華府，他被聘為EDI顧問。我們兩人分別授課，從他那裡學習到不少經濟學界的事（他已於數年前在Duke大學任內去世）。

我們這次住在和平飯店南院，因北院已客滿。南院條件比北院差，價格則較便宜，一天約人民幣四十元（已開始貶值）。 這時上海已開始有些改變，例如晚上開車必須開大燈，服裝也有一點點變化。我又去觀賞一次雜技表演。時隔一年仍覺表演精彩；票價是一元。

一九八五三月至四月在上海與財院合辦國際經濟管理培訓班，我對上海就熟悉多了。以後幾年我每年都會去上海一兩次，也開始見到少數台灣同胞到來；初期拿台胞證住宿費用還有打折。現代化旅館也逐漸興建，如希爾頓，西拉頓等國際連鎖旅館都在上海建館，費用比照國際標準。

虹橋機場也在擴建。在世行工作期間我最後一次到上海是一九九○年，剛好在天安門事件後一年，大陸全地仍籠罩著這事件的後遺陰影。這時上財已遷往國定路新校區，佔地廣，建築新。八○年代每次去上海，覺得它都有變化，但總體而言，又覺得變化不算太大，也許是經常去而不覺得其變化的迅速。

一九九九年十月從台灣經香港飛上海參加台大經濟系同班聚會，由同學黃維祝兄與助手親臨虹橋機場迎接。機場已是現代化建築，機場外高樓擠立，人潮洶湧。坐上小巴士我們走進上海到南京高速公路直往蘇州，只費時四十分鐘就到目的地。黃兄在蘇州開設羅馬磁磚工廠，自己建有招待所，設備一流。

第二天，他租一巴士司機帶我們同學去外灘和浦東做半日游。外灘上鋪滿地磚，乾淨清爽。有新建隧道直通浦東。從浦東新建金融大廈向南京東路及外灘觀望，我看見了綠瓦覆蓋的和平飯店，及無數的高樓大廈，不禁百感交集。上海國際機場也正將要由虹橋移到新建的浦東機場。

距最近一次來上海是一九九○的事，十年不見，上海已脫胎換骨成了相當先進的城市。高樓大廈取代了昔日的老舊建築，現代化的馬路隧道取代了當年年久失修的道路。上海又成了中國的標竿都市。

第一次到上海我剛好快滿四十歲，兩岸關係仍然緊繃；而此番重遊已是快步入花甲年歲，兩岸關係在一九八七台灣解除戒嚴後已解凍，台商到處可見，聽說目前有三十萬台胞住在上海。

二○○○年四月初隨當時校長牟宗燦教授去杭州開會及訪問上海東華大學。我帶著內人與本系鄭治明院長夫婦也一起去蘇州參訪黃維祝兄的工廠並訪問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這是內人第一次去中國，一切都感新鮮。

在上海我們住新錦江飯店，靠近熱鬧的淮海中路。原是老錦江飯店，現經過翻修改建已是一流旅館。而淮海中路兩旁的商店也已不輸先進國家大都市的街道。店員都是笑容滿面，客氣可親，與八○年代時的冷漠比較簡直是兩個世界。我們去福州街的上海書城買書，原來就是以前的新華書店，已改建煥然一新，規模宏大，是我旅行各國看過的最大書店。買了約十幾本書，費人民幣六百元（美金七十三元）。大陸人民所得已提高不少，以美元換算雖然偏低，但物價仍算便宜，以購買力平價方式計算，其實際匯率可能是一元人民幣抵一元美金。

回首前塵我很欣慰我曾經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浪潮中參與一點心力。上海從殖民時代的繁榮後曾昏睡將近半世紀，它現在又站起來了。我覺得在政治立場上我們也許有不同的感受，但我們不能逃避現實。預期大陸的經濟將繼續快速發展，有如七○年代台灣的高速成長一樣，而台灣的經濟已達高所得水準，成長速度不會太快，其發展也不能獨立於大陸。上海是大陸經濟起飛的標竿，一直生活在上海的當地人或在九○年代前後才去大陸的台商也許沒有我這種經驗：將昔日與今日作個跳躍式的對比，我看到兩幅（或好幾幅）非常不同的舊新世界的圖畫。這兩幅圖畫往往使我情緒激動，悲喜莫名。

最後要提的是，我數度與楊叔進先生一起到中國─上海或北京─上課。他於一九八六年二度自世行退休，轉到天津南開大學創辦國際經濟研究所，對提升大陸經濟學水準和提供經濟改革政策與方案頗多貢獻。楊先生在九○年代後因年事已高，就較少去大陸。二○○一年四月四日病逝於華府（生於一九一七十一月二十日，享年八十四歲）。

在楊先生去世近一年，僅以本文紀念經濟學前輩楊叔進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