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世界銀行對中國大陸的培訓工作的開始

參與世界銀行對中國大陸的培訓工作的開始
（兼紀念前輩故楊叔進博士）

溫英幹

登載於美國中文僑報：「華府郵報，」3.29.2002, P.14，
「華盛頓新聞，」3.28.2002, P.A10

註：本文和另一篇文章「上海今昔看」有些內容可能重複，但重點不同。兩篇均紀念中國經濟學家前輩楊叔進博士（1917-2001）。

一九七四年五月剛自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經濟系拿到博士學位，我到位於華府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工作，於當時的發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DRC)擔任顧問(consultant)，這是臨時性的工作，參與該中心的某些研究計劃。

次年十二月轉到當時的經濟分析及預測局(Economic Analysis and Projections Department，EPD)任助理經濟師(Assistant Economist)，從此正式踏入世行的職業生涯。所謂「當時」表示這些單位經過歷次機構改組現在早已不存在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是聯合國的兩個特別機構，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兩個國際金融組織。我在美讀書時已分別在世行及IMF擔任過暑期研究助理的工作(一九七二、七三)，所以對這裡的環境並不陌生。

在經濟分析及預測局最初兩年我在國際金融處(International Finance Division)，負責OECD外援資料及國際資金流動的處理和分析，從處長Jo Saxe（美國人，一位牛津畢業的經濟博士，一九二四─八二)及其他同事那裡學習到許多有關國際收支和外債的知識。不久機構改組，我被調到同一局裡的比較分析與預測處(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Projections Division)任經濟師(Economist)，從事宏觀經濟模型的操作設計和演算的工作。

在這單位學到不少宏觀經濟方面的知識以及實際經濟操作模型(operational model)和預測的技巧。該局主要負責全球的經濟統計蒐集分析及提供銀行其他營業部門經濟分析服務，包括宏觀模型的設計和預測。世行一九八零開始每年一度出版稱為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簡稱WDR)的專題報告，其中有關的統計及對全球的經濟長期預測即由該局負責。在預備一九八二年WDR時，其中要用的全球宏觀預測模型及結果就是由我負責設計和操作的。

大陸於一九七九開始經濟開放改革，一九八零年九月大陸取代台灣在世行及IMF的代表權，加入這兩個機構，並派遣代表分別組織執行董事辦公室。中國負責世界銀行業務的是財政部，IMF則是人民銀行。世行開始貸款給中國協助各項基礎建設，IMF則提供各種有關國際收支及財政方面的技術援助。從此以後中國真正的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迅速朝向經濟現代化之路。在中國早期的經濟改革過程中，個人也有幸參與微小一份，在本文中與大家分享當初在因緣際會中我這一位原本從台灣來，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學者」，在兩岸關係還未解凍的情況下，如何會開始參與對中國的培訓計劃。

當一個開發中國家加入世行後，為了了解世行貸款投資項目(investment project)的評估方法和作業流程，通常會派相關官員來世行受訓，除了投資項目評估外，還可能包括專業部門，如農業，工業，教育等，的評估，以及宏觀經濟的分析方法。世行負責這項培訓(training)工作的是經濟發展學院(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簡稱EDI， 最近擴大組織改名為世界銀行學院，World Bank Institute，簡稱WBI)。IMF也有類似培訓機構，稱為IMF學院(IMF Institute)。這些培訓機構每年都按計劃和需要開設許多短期課程，從一個月到數天不等(早期尚有長達六個月的)，地點有些在世行本部，有些在國外。在台灣尚未離開世行和IMF前，也有不少人參加過在EDI和IMFI的培訓課程，如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先生、現任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先生、及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總經理之施敏雄先生。

中國在1980年加入世行時，即派遣一個高級官員(司局長級)代表團到EDI接受培訓，讓它們了解世行作業、投資項目的評估方法、及宏觀經濟基本知識等，並帶他們參訪美國各地的公私機構，了解市場運作的方式。之後，中方對這種培訓工作大為欣賞，要求世行除繼續辦幾次類似訪美的高級官員班外，也到大陸開辦中級官員(處科長級)培訓課程，科目涵蓋宏觀經濟及部門計劃（指教育、農業、環境、人力資源、健康與營養、產業與金融等部門）。各科目由中國相關的部會指定一下屬機構作為合作夥伴(partner institution)進行開辦培訓班事宜，而由財政部人事教育司負責協調工作。

EDI當時負責宏觀經濟培訓工作的是一位資深的華籍經濟學前輩楊叔進博士(Dr. Shu-Chin Yang)。他負責上述第一次高級官員班的培訓工作，接著到上海與上海財經學院(現在的上海財經大學)合作開辦第一期的國民經濟管理培訓班課程，由財政部安排從全國各地調來約四十位中級官員及大學財經教師來上課，為期八週，內容包括基本經濟學，各種宏觀政策，及投資項目評估，這是一九八二年的事。

一九八二年底楊先生屆齡退休，EDI擬找一位通華語的經濟學者代替他來負責中國宏觀經濟方面的培訓，當時楊先生推薦我去。從十月開始經過幾度面談後，EDI的經濟管理處(Economic Management Division)處長卡歇爾Martin Karcher（法國人）同意僱用我從EPD調往EDI(內部轉調也像外邊找事一般)。

當時我正在負責世行一九八三年WDR全球經濟預測事宜，相當忙碌，而當時剛好老友華而誠(Er-Cheng Hwa)博士與我同處，並擔任代處長(acting division chief)，與EDI商量後，決定我在WDR工作告一段落後於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正式調職；我的職稱也從經濟師改為培訓師(training officer，中文名稱是根據大陸後來的習慣稱呼。)

我要從事大陸工作，也要經過當時大陸派駐世行的執行董事辦公室同意。當時，也是中國派駐世行的首任執行董事是財政部的王連生先生，印象中他曾經請我吃飯，瞭解情況。附帶一提的是當時台灣的駐美代表是錢復博士（剛上任不久，接替調到沙烏地阿拉伯的蔡維屏先生），而我剛好擔任華府地區台大校友會會長，曾邀請也是校友的錢代表參加校友會的活動。

楊先生雖從世行正式退休，因他對中國經濟和世行業務的熟悉，EDI仍禮聘他為顧問(楊先生戰前由南開大學經濟系畢業，美國威斯康新經濟博士，來世行前曾任職聯合國亞經會，學理專精，經驗豐富)。同時聯合國開發計劃薯(UN Development Program，UNDP)看到中國在培訓方面的需要，撥款與EDI合作，統合兩機構對中國培訓的資源，在EDI成立UNDP/EDI 中國培訓計劃(Training Program in China)，由楊先生擔任首任計劃主任(Program Coordinator)，協調和計劃EDI各部門專業處(division)對中國官員和大學教師的培訓。

我在調職前除了忙EPD的工作外，也經常去EDI了解情況，並與楊先生及卡歇爾處長開始安排將在上海財經學院舉辦第二期為期八週的國民經濟管理培訓班課程(National Economic Management Course)，預計自三月十四日開始，四月二十三日結束。這個培訓班由楊先生擔任班主任(course director)，我為合作班主任(co-director也就是副班主任)。

安排的講員除了楊先生和我以外，包括世行和自美國及日本請來的專家。中國政府也派高級官員來講中國的改革計畫。我到任後三月九日即與楊先生聯袂啟程飛往上海。從華府杜勒斯機場搭聯合航空到舊金山，次日改搭日航抵成田，三月十二日楊先生與我和另一位EDI同事夏普斯頓（Michael Sharpston，英國人）先生會合於成田機場，改搭中國民航的波音727飛機，飛了三小時安抵上海虹橋機場。

當時的機場尚未改建，規模很小，剛好另一架國泰班機也從香港同時抵達，旅客擁擠在一起，我們三位花了兩個小時才通關辦完手續。初到上海，看到機場到處是著綠色軍服的警衛，對來自台灣的我看來很不習慣。入關前有一大招牌寫的是邊防檢查部Frontier Defense，令旅客怵目驚心。行李檢查很嚴，帶照相機或是設備進去，要填寫表格，並在出關時驗明帶出國，不然會被繳交關稅。（當時領行李的地方還沒有裝設轉盤，但次年我再度去上海時就加設了，可見進步之快。）一出海關門口就見到上海財經管理學院的王松年教授和外事處李處長及助理小曾來接機。我們三人被安排住在位於南京東路口外灘的和平飯店休息。

三月十四日到財院參加培訓班開幕式，並開始上課。當時的院長是姚耐教授，年紀很大，已不良於行，因此開幕式由兩位副院長郭森麒教授及龔浩成教授主持。開幕式由楊先生代表EDI致詞，我與夏普斯頓先生也以貴賓身份致詞。結束後，早上十點由我開始講課，介紹西方經濟學基本概念。這班的成員有三十五位，一半以上是各省及中央部會處科級官員，其他則是財政部所屬幾所學院的教師(講師與助教)，年紀最大是五十三歲，最小三十歲；文化程度從初中到高中都有。其中一些教師年紀比我還大，因受文革影餉當時很多的資深老師仍是講師，還未升等，目前則早已成為正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或退休了。費用方面，學員上課費用由他們所屬單位提供。EDI講員、講員費及差旅費用由EDI負擔。

上海財院是大陸財政部所屬的六個大專院校之一，其他較有名的有北京的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現中央財金大學)，大連的遼寧財政經濟學院(東北財經大學)，武漢的中南財經學院(中南財經大學)。為了和EDI合作，上財特別設立一對等機構稱為上海國際經濟管理學院，事實上是一個單位，兩面招牌。

當時的上財位於上海市虹口區的四川中路上，與上海外語學院比鄰，各項設施都很簡陋，很多學員們在自己單位都是主管及官員，現在擠住在學生宿舍，四人一間，居住環境及伙食都不理想，但他們的學習熱誠很高，並未抱怨。

對長期受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及中央集權計劃經濟影響的學員們而言，大都是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經濟學，許多觀念都是以前所沒有的。例如借款要付利息，貨幣有時間價值，都是新穎的觀念。而讓他們很感興趣的是物價如何決定；因為長期以來在大陸的物品都是按計劃價格交易的，在西方自由市場內商品的價格會由市場供需來決定很難了解，除非到國外走一趟。

投資項目的經濟評估是最後一單元，很多學員反映，是他們收穫最多的一部分，使他們了解進行投資應考慮經濟效益與成本，並用一套符合經濟理論的評估方法。EDI之後在大陸開辦許多投資項目評估課程，培養一批能承擔評估世行投資項目的專家，並能自行培訓國內外的工作人員。例如，世行負責和中國投資銀行(China Investment Bank)合作，編寫工業投資項目評估一書的是現已退休的蘇傳緒(Edgar Su)先生。農業方面則是比我稍後轉調到EDI，但資歷比我多的孫伯泉(Peter Sun)博士，此是後話。

在上海六週，住在黃浦區外攤的和平飯店，是當年最好的飯店之一，另外一家是位於淮海中路的錦江飯店。和平飯店有北院和南院，北院住的多是外賓，我們住北院，住宿費用每天約人民幣四十元，對當地居民而言已是很貴了（大學老師的薪水每月只有一至二百人民幣）。

當時採用外匯券制度，匯率是美金一元兌換人民幣一點四七元（之後慢慢貶值）。和平飯店後面不遠處就是友誼商店，專供外人及華僑用外匯券購物，以國外的生活水準而言東西很便宜。我與楊先生每天一起吃飯上課，夏普斯頓先生則偶爾會加入我們吃飯陣營。財院派車來接我們去上課，車程約二十分鐘，中午回旅館午休後再回校。週末假期財院安排招待講員去各景點參觀，或到蘇州杭州旅遊。

三月初天氣仍冷，旅館有暖氣，但學校沒有；政府規定冬天時長江以北的地區才能有暖氣。我們都要穿衛生衣褲才能禦寒，還好回到旅館就好了。上海當時仍很落後，夜間開車不許開大燈，只能開小燈，這情況到次年我再去上海就改變了，夜間開車一律須開大燈。大家衣裳也很保守，男的穿中山裝，女的大多穿藍色衣服，不施脂粉。和平飯店是殖民時代英租界留下來的建築，房子及設備都老舊，但剛好開始改革開放，只給外賓居住，而上海和北京地區，旅館很少，外賓越來越多，供不應求，常常是一室難求。

因為是第一次參加辦班，我從頭到尾足足在上海待了六週，加上來回停留，離家共七週。從寒冷的三月初到陽春的四月底，是我在世行工作時出差最久的一次。楊先生待到四月十日飛北京與財政部官員商談未來培訓合作計畫，四月十五日再回上海，十七日返美。夏普斯頓先生及其他講員來了又去，由我負責接應協調的工作。

最後一部分的投資項目分析課程，由卡歇爾先生親來授課。他於四月九日抵達，並主持四月二十三日的結業式。學員對課程內容和師資安排、學習到的功課評價都很高，特別是投資項目分析是當時中國最需要的觀念。

大概是我們負責的幾位待在那裡的時間較久，學員站起來說了不少好話，給我們很大的安慰與鼓勵；例如有一學員說：「覺得這次學習非常好，講員的水平很高，尤其是楊先生、溫先生、卡歇爾先生、王松年先生及預備班的老師。」有一位學員說：「溫老師在當初上課時怕講台發出聲嚮影響上課情緒，天氣很冷，仍脫鞋上台，」令我受寵若驚。培訓班雖然結業，但學員們要留下來寫心得報告，到四月二十七日才正式結束回到原單位。其實他們在三月一日即開始上所謂的預備班，由上財老師授課，教一些基本的經濟和會計方面的概念。

我於四月二十四日自上海啟程返美，經東京，在帝國飯店(Imperial Hotel)住兩晚。在此數年前與妻小曾返台探親，在返美途中過境東京，也住在這家五星級旅館。此番舊地重遊，但只是我一個人在逛銀座。日本各方面的進步和待客的過度禮貌和大陸各方面的落後及一般商店店員對顧客的冷漠無禮形成強烈的對比。四月二十六日從成田機場搭機回到華府杜勒斯機場，坐計程車回到家中，妻子和八歲的女兒、四歲的兒子在家門口玄關迎接，七週的分離，兩小雖然興奮跳躍，但好像已不大認得爸爸了！

此後直到一九九零年，我在EDI投身於中國官員和大學教師的宏觀經濟領域的培訓工作中，每年數次出差到中國擔任EDI方班主任辦理培訓班，親眼目睹中國經濟改革的快速步伐。除了上海外，北京的中央財金學院也是我的另一對口合作單位。與這兩校，加上國家計劃委員會，財政部等政府機構，合作開辦過數次國民經濟管理，國際經濟管理，政府財政與預算，投資項目評估等課程，對象是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中級官員和財政部所屬大專院校老師。

在華府本部也主辦過兩次中國高級官員宏觀經濟政策研討會，對象是中央或地方司局長及官員，在世行本部上課及帶領他們到紐約及加拿大財經機構或公司參訪。一次在一九八五年，由楊先生任班主任，我為副主任。另一次是一九八八年，由我擔任班主任。

九零年後中國財經方面的人才已有不少，加上一九八九天安門事件的衝擊，EDI對中國的培訓計劃資金開始縮減，而將重點放到其他新加入世行的國家如越南，俄羅斯，外蒙古等去了。

楊先生擔任EDI/UNDP中國培訓合作計畫第一期主任三年後再度退休（約一九八六，其位置由世行另一位同仁李成樑Bob C. Li博士接替，繼續執行第二期計畫），應聘到中國天津的南開大學擔任國際經濟研究所創所所長，對提升中國的經濟學水平及提供改革開放政策貢獻很多。九零年代以後，他年事已高，身體也不適長途旅行，就定居於馬利蘭州Chevy Chase，但對中國經濟仍密切注意並發表許多文章（已結集成書於前年在大陸出版）。他於去（二零零一）年四月四日逝世（生於一九一七十一月二十日，享年八十四歲），距今已將滿週年。回憶楊先生對我的愛護與指導，可謂良師益友，斯人已去，但學者風範長存，謹以此文來紀念楊先生。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於台灣花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