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本人之政經評論、家庭與婚姻、聖經與宗教、生活與生命等各方面的文章與讀者分享及交換意見。 座右銘:「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聖經箴言三章5-6節)
2016年10月31日 星期一
人生下半場——換邊出發
人生下半場——換邊出發
/溫英幹
我們應該如何奔跑才能蒙主喜悅,特別是下半場?
一、前言
半場或中場(halftime)的名詞來自運動競賽(大都是球賽或類似比賽),將競賽分成上半場與下半場,半場是中間的休息時間,讓競賽雙方選手有一段休息或喘息的時間半場時間。對觀眾也是休息或觀看表演的時間。下半場時,選手要「換邊,重新出發」,減少任何場地的有利性,以示公平。
布福特(Bob Buford)在1995年出版一本名為《半場(Halftime)》的暢銷書,指出人生有上半場,半場與下半場;最主要的是下半場要怎麼打,怎麼過,因為整場輸贏在下半場才能決定。很多人在上半場積極追求成功,但下半場追求人生的意義才有價值。但所謂人生上半場與下半場,甚至中間的半場,如何劃分,並無定論;就像打棒球,何時上二壘、三壘及跑回本壘,每場情況都不同,每位選手的表現的進度也不一樣。
基督徒在奔跑天路的歷程中,也有上半場、半場與下半場的路程。我們應該如何奔跑才能蒙主喜悅,特別是下半場?還是我們不在乎,照樣過日子,直到見主面?保羅的經歷是我們的榜樣;每次讀到他盡力奔跑的經文,就是一大鼓勵(腓三13-14;提後四7)。
本文描述個人在思想人生下半場時的一些回憶及反思,感恩神給我各種裝備與服事機會來彰顯祂的榮耀……
二、人生上半場——從靠自己到學靠神
人生上半場與下半場可以用五十歲為分水嶺。在上半場中,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面一段是只靠自己奮鬥的日子,下一段是我與妻子同時認識神、信主、成為基督徒開始依靠神之後的日子。
從成長到留美。
我和妻子都在臺灣長大。與大部分同時代的人一樣,在我們成長過程中,從二次大戰後的孩童時期直到上大學,生活都很艱苦。我的求學過程還算順利,從小學到大學,我的學業成績都不需要父母擔心。但每到開學之前,父親都要到處奔走借錢來為還在上學的子女籌出學雜費。在1960年代,我就讀於臺灣大學,幾乎是半工半讀——擔任家教及依靠已經做事的大哥大姐來幫忙。我也不負家人期望,大學畢業後考取研究所,並在拿到碩士學位後,得到美國著名大學的全額獎學金,於1969年夏終於圓夢,與眾多來自臺灣的學子一樣,坐著學生包機,來美攻讀博士學位。
有了獎學金,不需打工,經濟情況就好轉了,還可按月寄錢回家,幫助家人還債、補助生活費用。同時也於1970年底回臺灣結婚,次年妻子來美團聚,開始「相依為命」的日子。
夫婦同時受洗歸主。
我的人生最大改變是在取得博士學位的前一年,與妻子同時在新成立的巴爾的摩中華基督教會受洗成為基督徒。那時教會規模很小,甫一受洗,帶領我們信主的陳俊榮牧師與師母就立刻囑咐要學習投入事奉。我們開始學習從自我為中心、事事靠自己,轉變為事事仰望神的指引。
畢業與就業。
經過一番苦讀,信主後一年,靠著主的帶領,1974年終於完成經濟博士學位。那時剛好遇上石油危機,經濟不景氣,找工作困難,神卻奇妙地安排我進入位於華府的聯合國特別機構世界銀行服務。
從1974年到1996年,從短期性的顧問,到成為正式的經濟專家,這段期間可以算是我的人生上半場。職業相當穩定,收入及福利都算不錯。妻子在美國拿到碩士學位後,也因神賜福進入世界銀行工作,夫婦同進同出。我們隨後育有一女一男,也買了自己的房子,在臺的親友看我們算是「混」得不錯。
參與教會事奉。
在華府找到工作後,我們於1976年秋移居到華府北邊郊區,就近參加馬里蘭中華聖經教會。該教會成立於1976年,人數約一百人,但卻是非常活躍的教會,對海外宣教很有負擔。我們轉會後,也立即投入事奉。
1982年教會請劉傳章牧師來牧會,在他的卓越帶領下,教會迅速擴張,成為華府地區參加人數最多的教會,並分別在其它地方植堂。我在教會曾經擔任過宣道部執事及同工,並擔任主日學老師,參加許多的傳福音及靈命進深的培訓與特會,參與為平信徒開設的神學課程,也參加幾次短宣。一般而言,我還算是一個服事熱心的基督徒。
世界銀行的磨煉。
在世界銀行最感到有成就的是1983-1992這段期間申請調職到「經濟發展學院」擔任講師,負責對中國大陸官員和大學教師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的培訓,經常帶領國外的經濟學者出差到大陸與大陸的對口大學合作開辦進行培訓工作,造就不少中國的官員及大學教師對西方經濟管理的認識。1992-1995我又調到世行的員工退休金管理局擔任高級經濟專家,負責提供世界財經局勢的信息給負責退休金投資的局長及同事參考。這三年除了學習金融市場及經濟局勢外,也參加美國財務分析師(CFA,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的三級考試,三年後獲得CFA證照。這也是神所賜的禮物,因為有了這張「金證照」,在後來返台任教發揮了很大的助力。
三、人生的半場(或中場)——釐清人生目標
雖然在教會裡有服事,頭腦知識也知道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要「榮神益人」,但對自己的人生目標或使命並不清楚。直到我過了中年了才體會到,一個人活在世上不能沒有目標,神創造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有被造的目的。那時研讀一些屬靈書籍,得到一些啟發,就開始花時間禱告和思考,寫下我的人生目標與使命,作為我生活準則。希望我能充分利用神所賜給我的恩賜才幹及時間為主使用。
人生使命與目標。
我把人生目標分為屬靈與屬世兩個層次:屬靈層次是立志將自己的生命完全獻給神來使用(羅十二1),希望在見主面時,祂會對我說:「你是一位忠心良善的好僕人」(太二十五21)。屬世層次是立志作一個品格正直的人,並對旁人有影響力。「能影響他人」是很籠統的目標,不論神為我開啟哪一條路,從事什麼工作,我都要利用機會影響別人的生命往好的方面前進。以自己的生命影響周遭人,包括最親近的家人,重要的是過一個平衡的生活,也就是在教會及各樣服事工作、家庭關係與事業發展之間都能兼顧。我把這些原則打印出來釘在牆上以便隨時複習反省。
有了這些原則,對我以後的生活有重大的影響,也影響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時間分配,盡量按照優先順序,過著事奉、家庭及職業三個領域都兼顧的生活。慢慢地,我覺得生活越來越有力量,神也擴張我各領域的成長。
除了在教會及其他服事上盡力參與外,我也養成一年通讀聖經一遍的習慣,至今不曾停止。我發現讀經禱告後,比較容易將事情和情緒交託並倚靠神。除了上班時間以外,多花時間與家人相處也是時間分配的原則之一。兒女小時參加許多課外活動和技藝學習,我和妻子總是花很多時間陪他們,直到他們分別進入大學與高中為止。在職場上努力工作,與上司、同事和諧相處更不在話下。
職場生涯改變。
神的作為非常奇妙,祂在適當的時間把我從舒適的環境中拉拔出來,走向自己不清楚的道路中。
1994年世界銀行由於新行長上任進行結構調整的大改組,將許多職位撤銷,遣散許多年資較深的行員,我的職位也在內。不過機構的福利不錯,當時有兩個選擇,一是到其它單位申請新職,另一是提早退休,開始領終身月退休金,另外還給一段時間找新工作。自從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就在該機構服務二十幾年,這是一個新的挑戰。
剛好有位大學時代的學長及好友鄭治明教授(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於1994年自美國的大學提早退休應聘到在臺灣花蓮新成立的國立東華大學創辦國際經濟研究所,他來電邀請我回臺一起和他打造新成立的研究所。經過禱告及和家人商量後,決定返臺服務,同時也有機會與年邁的母親及岳父母相處,略盡孝道。
1995年底參加使者每三年一次在華府舉辦的差傳大會,我和妻子去參加,在那裡我再受感動站出來奉獻給主使用,作雙職事奉者。日後才感到這是神把我從過去舒適的環境中拉出來,呼召我出來服事的。自此,我開始步入人生下半場,換邊,重新出發。
四、人生下半場——換邊出發
1996年1月底,我正式回臺灣,應聘到新成立的國立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任教,擔任副教授。學校草創,全校只有五個研究所,每所的教師編制只有五人,因此整個學校的教師只有約三十位,大都是海外回來的學者。我跟隨鄭教授先後成立經濟系,開始是大學部,後來擴充到博士班。他轉到管理學院擔任院長之後,我也接經濟系主任一職,並靠學術論文升等成為正教授。我在東華任教到2009年一月底屆臨退休,剛好13年。東華後來與花蓮教育大學合併,目前已有超過一萬的學生以及幾百位教職員,成為規模不小的大學。
回臺這段期間可說是我的屬靈培訓時期,臺灣也是我的屬靈培訓地。神預備了許多工場讓我涉及其間,自己在各方面也有進步。
教會事奉。東華位處花蓮市近郊的壽峰鄉,學校佔地250公頃,交通不便。我住在學人宿舍,那時只有自行車代步,只能參加離校最近的志學長老教會。這是以臺語為主的小教會,早在1960年就成立了。東華大學的設立,及我和幾位基督徒老師的加入,帶給這個教會新的使命及負擔,就是學生福音工作。東華的師生人數逐年增加,成為很好的福音禾場。除了志學長老教會外,附近也開始了以國語為主的福音教會。東華幾位基督徒老師也開始學生團契及教職員團契,一起同心興旺福音。
基督教概論通識課。
臺灣的大學院校於1984學年度開始全面實施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仿效歐美大學的通識教育,規定大學生除了符合本科規定的專業必修選修科目外,也必須修滿若干學分才能畢業。許多基督徒教授趁機提議開設基督教概論或類似科目來介紹基督教,並間接傳福音。由於課程設計多元活潑,吸引很多大學生選修,也帶領不少大學生認識基督教信仰的內涵而信主。我在2001年開始在東華大學開設基督教概論課程,找了本校一些基督徒老師及附近教會牧長一起研討開課方式,得到大家的支持與投入。這門課成了學校與教會合作的課程,幫助學生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內涵,但並不用傳教方式。每學期開課都吸引上百學生選修。這門課到我退休後仍然由其他基督徒老師接棒,繼續傳承下去。
神國資源為基督及神國雜誌事工。
2002年暑假我在美國,與妻子參加在使者協會舉辦的文字營。這是當時使者雜誌主編楊高俐理師母所主辦的,自從1999年暑假開始的第一屆,到2002年已經是第四屆。主要目的是要培養基督徒的文字人,藉著文筆來傳揚福音。第四屆一共有三班,每班四天三夜,主要任課老師是當時愛家雜誌的主編蘇文安牧師及從加州來的名作家陳惠婉(莫非)老師,為期11天,每期四天三夜。我和妻子參加全程的文字營,與大約35位來自美國各處的學員,一起學習,得益良多。學員中好幾位都已是寫作經驗豐富,有些還出版過專書的,仍然謙卑地來學習。之後我們夫婦繼續參與高俐理師母辦的文字營,後改為神國資源為基督協會(KRC),並出版神國雜誌季刊。我們應邀在協會裡擔任同工,我也負責雜誌的一個單元企編,並撰寫有關基督信仰與經濟管理相關的文章,除了刊登在神國雜誌外,也散見在臺灣和美國的基督教報刊或雜誌裡。(文章請見網頁ykwen.blogspot.com)
參與冠冕聖經理財事工。
由於本行是經濟學與財務學,多年來我一直對根據聖經原則來理財的事工頗有負擔,幾年前得知美國冠冕財務事工(Crown Financial Ministries,crwon.org)在全美各地舉辦聖經理財有道小組長培訓班時,我與妻子立刻就近報名,在一個以黑人為主的教會接受為期一整天的培訓。
之後回到母會馬里蘭中華聖經教會,與劉傳章主任牧師分享,他很支持我們在教會開展該項事工。之後我發現冠冕在臺灣的分會—冠冕真道理財協會(crown.org.tw)剛於2006年8月成立,就趁回臺之便,專程拜訪該會祕書長鄭宏志長老。承他不棄,邀請我參與在臺灣的事工,直到現在。從臺灣退休回美國後,經過該會鄭長老及理事長吳道昌長老的推薦,2010年我被美國冠冕的執行長班查克(Chuck Bentley)任命為冠冕美國華人外展事工主任(Director, Crown U.S. Chinese Outreach),負責推動美國華人基督徒的聖經理財事工。該事工目前已經有華人同工在華府地區、洛杉磯、舊金山、休士頓、紐約及新澤西等地區推動中。
講道與演講。
在東華任教期間,所參加的教會規模很小,服事的機會很多,加上開設基督教概論,以及開放宿舍給學生團契使用,神就逐漸的使用我,有機會應邀在附近幾個教會的主日敬拜中講道及在學生團契裡分享各種信息。回到美國後,也應邀在本教會或其它教會的主日敬拜裡講道,以及在各團契及教會外的團體分享信息。參加冠冕事工後有更多的機會在各處帶領聖經理財方面的特會。
五、下半場——回顧與反思
我覺得我的整個人生的改變是神讓我走出在美國的舒適環境(comfort zone),離開待遇不錯的國際的機構,回到臺灣服務及服事。感謝主神都預備好,讓我在財務上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專心服事。在臺灣從事學生福音工作,及與花蓮地區幾個大學的基督徒教職員及幾個教會牧長們一起事奉,不但個人靈命得以成長,而且也因此能影響所接觸的大學生,以及之後藉著所寫的文章及演講信息來榮神益人。
頭銜與機會。
東華在我退休時,經過系、院、及校評審委員會,通過聘請我為終身榮譽教授,是超過我所求所想的。不但如此,退休後,又經過鄭治明教授的引介,被私立元智大學管理學院財金系特聘為教授,教授幾次兩個月的短期金融倫理課程。當我第一次接到英文聘書時嚇了一跳,因為我原不知道特聘教授是什麼名義,原來是傑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從來沒有想過在學術界並無太多學術論文的我,竟然被聘為傑出教授。此外,從2005年一月到2010年一月有五年時間,我被聘請為臺灣中央銀行的理事,這是榮譽職,在國內財經界有些地位。就如當年以斯貼一樣,得王后的位分是為現今的機會(斯四14),相信神給我這些頭銜及名義是為了現今的服事機會以及彰顯祂的榮耀。
全職服事。
我自2009年1月退休回到美國後,除了前面幾年回臺短期教學之外,幾乎是全職服事,時間分散在幾個福音機構上。除了上述幾個福音機構外,也被邀請擔任使者協會董事及使者雜誌編委,另外還擔任溪水旁關懷單親協會理事長,與妻子及其他許多義工一起關懷美國東部的單親家庭。我們的生活非常忙碌,但能事奉主是今生最大的福分及喜樂。
作者為臺灣東華大學榮譽教授,冠冕財務美國華人外展事工主任,使者協會董事。與愛妻吳桂英結婚45年,育有一女一男,均全職事奉,並有六個孫兒女。
原載《使者雜誌》2016年9-10月號。網頁www.ambassadorsmagazine.org/分類文章/委身事奉/人生下半场-换边出发-&nbsp-温英干/?lang=hk。(簡體字版 www.ambassadorsmagazine.org/分類文章/委身事奉/人生下半场-换边出发-&nbsp-温英干/。)
2012年5月11日 星期五
母親節紀念母親的詩歌 京劇著名演員黃正勤先生之作品
母親節感言
文/黃正勤 (註1)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窮家的女兒早出嫁。
一九○五媽降生,
一九二一竟出嫁。
爸爸十六、媽十六,
洞房不知說什嗎?
一九二五生下姐,
一九二七我來啦,
搭棚擺宴辦滿月,
黃門算是有後啦。
生了三男又三女,
子孫娘娘到家啦。
《黃桂秋劇團》轉天下,(註2)
轉到每次回家必生一個娃,
六個孩子的大小褂,
腳上的鞋和襪,
製成者全是咱的媽,
想想看六對大小腳巴丫。
幫兒要做,底兒要納,
燈下做活還給我們講笑話。
二十四孝墻上掛,
不怕孩子不聽話。
我唱戲跟著爸,
二弟是焊高爐專家,
三弟「南開」畢了業,
成了元明雜劇文學家,
三個姐妹都持教,
成了桃李滿天下。
媽媽從小會烹飪,
煎炒烹炸難不倒她。
伺候了公婆和夫君,
又把六個孩子全餵大。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年三頓算算吧,
六十年燒了七萬頓飯!
在日本鐵蹄下,
糊紙盒、釘帽花,爲了養活家。
解放啦,翻身後咱媽可強啦。
群眾事項全找她,
婆媳不和去勸架,
夫妻鬧離,千方百計往一塊兒啦。
群眾選她當人民代表,
懷仁堂開會和鄧穎超把手拉,
鄧大姐說:「恩來天天跑龍套,
黃桂秋同志貞潔烈女在台上演,
主席誇!
他在台上,妳在台下,
新中國道德迎彩霞。」
我媽一生不知累,
我的美國五個孫子媳婦
全是博士啦,
當我講起我的媽,
他們勁頭更大啦。
【黃正勤寫於2011年母親節前】
後記:華府歡樂中心是政府補助照顧華人年長者的機構。裏面的華人基督徒組織信望愛團契,每週三早上舉行敬拜,由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支援。這兩年我有幸參與在該團契的輪流講道事奉。去年(2011)母親節前在中心收到一份手寫的紀念母親的詩歌,情文並茂,語句活潑,思念母親之情令人感動。打聽之下,才知道是經常來中心的長者黃正勤先生寫的,經人介紹,知道他與父親黃桂秋過去都是著名京劇演員。黃先生也是一位基督徒。他的思念母親的詩歌也令我們想到箴言31篇的賢妻良母典型。今年(2012)母親節又到了,經過黃先生同意,我將他的詩歌打字出來放在我的部落格上,供讀者欣賞,並慶祝母親節的到來。由於原稿是手寫的,裏面有幾個字看不清楚,我當時在西班牙,特請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王茂興長老趁到歡樂中心講道機會向黃先生請教,補正缺失的字,特此致謝。關於黃先生與其尊翁黃桂秋先生的生平,也參考網上資料整理如附註,供讀者參考。
註1:黃正勤:男,著名京劇小生。北京人。黃桂秋之子,本名黃克勤。1941年入上海戲劇學校成為正字班(輩)的學生,黃克勤也改為黃正勤。先學老生,後改小生,師從俞振飛,得其親傳。1945年畢業後,隨顧正秋、黃桂秋、王玉蓉、荀慧生的班社在武漢、長沙、上海、北京及江蘇各地演出。1952年入華東京劇實驗劇團(後為上海京劇院),隨團赴全國各地和朝鮮、蘇聯、香港等地演出。曾獲華東戲曲觀摩演出演員一等獎。他表演細膩真切,吐字清晰,大小嗓過渡自然。他的戲路寬,經常演出的劇目有《春秋配》、《群英會》、《遊龜山》、《玉堂春》、《轅門射戟》、《紅娘》、《紅梅閣》、《義責王魁》、《百花贈劍》等。還在京劇影片《宋士傑》中飾演田倫,《尤三姐》中飾演柳湘蓮,《白蟒台》中飾演岑朋。1977年任上海京劇院編導。1988年退休,後移居美國。(資料來源:梨園百年瑣記http://history.xikao.com/person.php?name=黃正勤,及與作者訪談。)(黃原名中間名為克,因為在上海戲劇學校為正字班學生,而改為正勤,與顧正秋同班;正字輩出了許多名演員,除了顧正秋、王正勤外,還包括王正屏、孫正陽、汪正華、和關正明等,參見http://www.archives.sh.cn/docs/201004/d_384023.html)。黃正勤年輕時相片資料來源http://imgsrc.baidu.com/baike/pic/item/d15717242516ab14d40742ea.jpg)。
註2:黃桂秋(1906—1978),名德銓,字蔭清,自號桂蔭軒主,安徽安慶人,出生於北京。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旦角黃派的創始人。「黃桂秋」是其姐妹的名字,借來作了藝名。1924年中學畢業後在鐵路局工作。曾以票友身份在京、津走票。1927年,正式拜師陳德霖,經常與馬連良、余叔岩、高慶奎、楊小樓等合作演出。當時拿手劇目有《春秋配》、《別宮祭江》等。後來黃去南方,以《別宮祭江》獲得“江南第一旦”的稱號。黃在天津期間,經常與王庾生、章遏雲、馬豔紅等排演新京劇本戲,如《蝴蝶杯》、《燕子箋》、《竇線娘》等,為他後來創編的新戲如《秋香三笑》、《冤禽恨》、《姜皇后》、《鞭打蘆花》、《梁紅玉》等奠定了一定的基礎。1936年,黃桂秋組織正誼旅行劇團,離開京、津,到全國各地演出,1941年定居上海。黃的嗓音甜美,在「陳腔」的基礎上強調湖廣韻,吐字行腔講究技巧。不久,即以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蜚聲江南,被稱為「黃派」。1963年起,在上海京劇院教戲。1978年病逝於上海。黃桂秋弟子很多,有言慧珠、李玉茹、童芷苓、王熙春、曹慧麟、金素雯等。出生:1906年5月7日,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四月十四日;逝世:1978年9月11日,农历戊午年八月初九日(資料來源: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80996.htm及梨園百年瑣記http://history.xikao.com/person.php?name=黃桂秋;有關黃桂秋與黃正勤父子同為京劇名演員,參見戲迷博客一文http://tgxmtgxm.blog.163.com/blog/static/42896719201122304320578/。)
2012年2月23日與黃正勤先生(時年87歲)與溫英幹合照於華府歡樂中心。
2012年1月25日 星期三
東華經濟99級,給溫英幹老師 YouTube短片
東華經濟99級,給溫英幹老師
YouTube短片
最近有位東華大學畢業的博士生告訴我,她發現網路YouTube有一段東華大學經濟系99級(2010)畢業生製作一段影片給我當做我自東華大學屆齡退休(2009年一月)的禮物。我上網看了,很受感動。這班同學是我在東華退休前最後修我兩門課的學生,當時是大三,算是“關門弟子” ,彼此互動良好。現在他們都已經畢業,男生也服完兵役在就業中。
後來才知道這段影片是該班同學張昱傑上傳的。昱傑曾經擔任經濟系學會會長,當年與我互動較為頻繁。上學期在元智大學客座,很巧的有一天在火車上遇見,我們也因此在元智大學的教職員餐廳見面,並邀請自東華退休,現在元智客座的鄭治明教授一起餐敘。大家談得很高興。昱傑目前任職於南山人壽,看樣子表現相當好。相信這與他在大學時期擔任系學會會長及熱心系務所培養出來的氣質與人格特質有關。在學校教書時,我常鼓勵學生多參加社團及服務,以及打工,可以培養工作品格以及建立人際關係。為同學寫推薦信,也要求提供這些資料。發現同學們參與社團及服務或打工的,在社會上較能適應。
學生所給的溫暖回應是作為老師最大的回報。這裡不避嫌,將網址連結在此,以作紀念,及獻上我對該班同學以及昱傑的感謝。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LYk8Hf6msE&feature=related
歷史學家陸寶千教授訪問記(部份內容修改 2-14-2012)
拜訪國寶級史學家陸寶千老師兼介紹其學術成就
溫英幹
台灣元智大學資深客座教授及國立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拜訪緣由
2012年一月二日我從元智大學出發,在桃園縣內壢搭火車去台北,到士林區的中社路拜訪暌違半世紀的高中歷史老師陸寶千先生。他是我在省立新竹高中讀書時(1959-1962)的歷史課老師。當年令我們佩服的是他上課從來不帶書本筆記,空手來到教室就開講了,一堂下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講史評史,順口拈來,內容引人入勝,沒有冷場,直到下課。那是1960/61學年度,我高二時,陸老師年方36歲,樣子就是溫文儒雅、學富五車。由於他不是我們班上的導師,雖然對他的學問非常佩服,私下卻很少和他來往;畢業後,聽說他離開竹中另有高就,後來聽說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我於1969年就出國進修,拿了博士學位後就職於美國,忙忙碌碌,在異邦也過了幾十年,中間偶爾想到與陸老師聯繫,但總有雜事阻礙,也不知他在哪裡。拖到最近,思念之情陡增,趁回台客座之便,上網查了些有關他的資料,發現他治史有成,已成大師級人物,甚至大陸網頁稱之為國寶。但陸師已經退休,不知如何聯繫。2011年12月,我想到向張力教授打聽,他是我東華大學前同事,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借調到東華的歷史系教授,擔任過歷史系主任及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他很快回音,才知陸師是他的老同事,他也很快的找到陸師的家裡電話,使我終於聯繫上陸師。在電話那頭傳來一口江蘇話的聲音(因為我知道他是江蘇海門人),他好像不大記得我,但知道是竹中學生,也很高興,說他已經86歲了,40歲才結婚,有一男一女,因為師母身體欠安,因此平時都在家,隨時歡迎去看他。我說好改天去探訪他。
登門拜訪
二日下午二時多我依照陸師的指示,從捷運士林站出來,搭255公車,在翠山派出所下車,對面山坡上的一棟公寓三樓就是他的住處,中社路乃政府早年在當地建築一大批宿舍給中央政府公教人員購住,是「中央政府公教人員社區」的簡稱。進門,陸老師親切招呼我,說他還記得我,還說記得吳霞玉(高中同班,後改名吳子超)。陸老師模樣與以前差不多,不過頭髮較少了,走路也慢了,仍然一副溫文儒雅的樣子。他先介紹師母及兩個孩子給我認識。女兒慶智是留美博士,現在舊金山做事,最近回來探親。兒子慶熊是士林福林國小老師,台北師院學士及台灣師大美術研究所碩士,是位畫家。師母范善平女士,族譜記載是宋朝范仲淹的後代,其母親即陸師的姨媽,陸師初來台時即住在姨媽家。她看來較為年輕,很文靜,坐在沙發椅上,只是微笑,不多說話,以前在聯合報做過事。公寓裏每個房間都堆滿各式各樣的書籍以及慶熊的畫畫與畫框。陸師坐在師母旁邊,和我交談別後種種,又帶我看他的書房。
陸師簡歷
陸寶千老師,江蘇省海門縣人,生於1925年農曆七月十七日。高中在海門就讀,家學淵源,那時就已經讀了很多古書。1948年隨姨媽姨丈來台灣遊玩,卻因國共戰亂,商輪被徵軍運,無法返滬,第二年(1949)便考入台灣師範學院(後來之師大)史地系, 於1953年畢業後在幾個高中教過書,因為各校沒有提供宿舍,故應聘竹中,竹中提供教員單身宿舍,並有工人負責飯食,相當方便。陸老師於1960年八月應聘到竹中,只服務三年,於1963年7月離開,應聘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做事一年,於1964年6月離開,7月進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當約聘人員,1969年8月升為助理研究員(陸師說有一位助理研究員離職,他才得到正式職位),於1978年8月升爲正式研究員,到1995年7月,滿70歲時自近史所退休,但直到現在還繼續治學。任職近史所時也在師大開過《中國思想史》的課程。
治學大要
陸老師早期曾著《中國史地綜論》一書,廣文書局出版(1962),那時還在高中任教,應是通俗之作。之後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完成多篇論文,後來集結成書的經典之作為《清代思想史》與《易經文義通解》二書 (均為廣文書局所出版,前者初版於1978年,後者初版於2003年),但已經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翻印本(並增訂內容)。承陸師不棄,贈我一本《清代思想史》(毛邊本,他找不到正式版本)。至於《易經文義通解》他也找不到餘本,沒有給我,希望書店能買得到—不過我上網查詢,目前缺貨)。雖然從近史所退休,但仍勤於研究,目前致力於《中國思想史》一書的著作,已經完成上半部。
陸師在近史所研究集刊發表許多論文,部份成為清代思想史之底稿。我查了近史所公佈的資料,有如下著作目錄(部份):馬浮之易學──儒學新體系之基礎;述馬浮之以佛釋儒;馬浮之六藝論;馬一浮之功夫論;倭仁論; 劉蓉論:清代理學家經世之實例; 嘉道史學──從考據到經世; 評介翁之鏞著《中國經濟問題探原》; 略記近史所庋藏于潤生所贈文件; 民國初年康有為之孔教運動; 論羅澤南的經世思想; 愛日草堂諸子──常州學派之萌坼; 章炳麟之儒學觀; 章炳麟之道家觀; 章太炎之論墨學; 章太炎對西方文化之抉擇; 民國初年康有為之孔教運動。其他還有多篇他對時人的訪問記及地方文獻搜集,只能算是工作需要吧?
清代思想史
華東師範翻印的《清代思想史》初版於2009年10月,印3000本,定價人民幣50元,共320千字,不含索引519頁,正文共有八章,可謂巨著,大陸網路多有詢問何處可以購得的記載。
華東師範大學翻印本前面有出版說明,開頭即對陸師之著作推薦有加:
「陸先生寶千,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學問淵深,著述宏富,而一生不慕榮利,堅貞問道,學界推為今代醇儒,允為恰當。茲將陸先生主要撰述,彙為《陸寶千著作集》,陸續刊行。」
可見陸師史學功力之深,受到大陸學者的肯定。本書書末附有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退休研究員,也是陸老師的老同事,王爾敏教授專文「今代醇儒陸寶千」,對本書備極推崇,並說他曾誦讀該書十遍以上,而且當做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講授《「中國近代思想史》課程時的參考書籍。王文說:
「陸先生樸訥誠慤,不喜交際,雖是飽富經史百家之學,遍覽古籍,未嘗自炫博雅。其生平著作尤深熟明清兩代名家思想,並延伸至於二十世紀同代名儒。」
王文末了直言「新科小院士」難有如陸師這樣的功力寫這種文章,相當有趣,也發人深省(因為陸師還沒被提名為中研院院士):
「寶千博通古學,筆下精簡典麗,可與古人對勘,舉其為馬一浮二種遺集之前言,極簡短婉約,但含意深永。若當今之新科小院士,恐難以寫作此文,即令之閱讀恐亦難於解悟。如若不服,盡可一試。」【註1】
我試讀陸師著作,都是以典雅的文言文寫成,雖然我文言文程度不夠好,但讀陸師之文,真如王爾敏教授稱之為典麗犀利,並富現代高見,融合古今,的確不凡。隨手舉出該書第一章「明季諸子之經世思想—理想政府之設計」的結論,即知其見解及文筆功力之高深:
「明季諸子之政府設計,吾人既知其有廣境,狹境之別,今復知諸子言經世有貫性與離性之異,試問此二境二型間之關係若何?吾人以為貫性型的學術立基於人性,人性相同,故具有普遍性。學者如能著重此普遍性,則極易透至廣境,(王)船山,(黃)梨周,(顧)亭林等即其例也。」
該書自序之文極佳,有若華麗駢文,抄錄如下,以餉讀者:
「儒家之學,內聖外王。宋明之士,言心言性,細若牛毛,深入腠理,內聖之蘊,闡發盡致。迨夫大厦既傾,玉步改易,遺民懷陸沉之痛,憾辮髮之辱,抽思繹慮,深探博求;為生民圖久安,為萬世開太平,外王之道,亦復大張。而皆恢言發於性海,邈思出自心光,後人覽其遺文,莫不哀其遇而感其志焉。其後滄海揚塵,學者為之眯目,尊程朱者,心行不相對勘;玩竹帛者,生民無復在念。吏洽民風,無學燈之指引,愈趨愈下。故一遇外患,立致踣蹶。然而當此期也,有皈向靈山者,有沈酣乙部者,有潛心公羊者,足見人心之不能久蛰也。曾國藩出,唱導禮學,內聖外王之道,復見萌蘖。曾氏既歿,此調復成絕響,而學者競言富强,其效亦既可睹矣。本書之作,在闡明此一歷史線索,冀讀者有悟於學術世運相因之故也。書中各章,成篇先後,有相隔敷年者,文氣不能一貫,幸讀者諒之。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一日陸寶千敘於南港。【註:之後另有兩行字為:】渡海以來,三十年矣,床前月光,輒起鄉思;親恩莫報,陟岵興悲。謹以此書獻於 先父師孟公在天之靈。」
陸師此書由廣文書局初版於1978年,那時兩岸尚未開放,台灣又因黨外運動開始而漸向本土化傾斜,因此銷路不廣,殊為可惜。他在華東師範大學的版本裡有跋說:「拙著清代思想史梓行後,頗有知音,然流布不廣。邇者祖國有人願予影印,以餉讀者,鄙人欣懌同意。」不過陸師說他堅持翻印時不能改為簡體版,因此華東師範的翻印本都是正體字印行。陸師說他這本書可與錢穆的相關著作等量齊觀,勝過梁啟超,由王爾敏院士的推崇以及華東師範大學的推薦及影印觀之,陸師之自評當非吹噓之語。
易經文義通解
至於《易經文義通解》一書,廣文出版社的版本厚444頁,但只見網路介紹,尚未克購得。網路登載應該是該書的序文,也是文義典雅,錄之如下:
「自漢以來,稱易為五經之原,然易之始,實為筮卜之書。筮卜者,吾先民占術之一,取蓍草五十根,分之數之除之,合而再分,得其餘數而記之,按其次第而排列之,形成卦象、斷其吉凶,主卜者記錄其過程與結果,久之,整理成書,即易之經文也。後人對此經文施以解釋,遂成易傳。易經文義通解者何?依字而求義,立例以解易,使卦無疑義、爻無滯辭,故曰通解也。」
未竟之志
我和陸師提及網路曾載,陸師參加研討會時,對評論他文章的人曾說,「歡迎評論,但所有評論,兄弟一概不接受。」他聽了哈哈大笑,說,很多書評人對作者的文章沒有仔細閱讀,就亂評一氣,因此他纔這樣說。我們在學術界待久的就知道陸師此舉是很有道理的;有些學者應邀審稿,因為時間緊湊,往往就隨便看過,草草發言,其實是草菅別人升等或發表論文的良義。
與陸師談到下午三時半,我為他和師母照相(因為他們的子女在我到達後就因事離家,師母行動不便,房子里沒有別人可以幫我和陸師照合照,所以很遺憾沒有拍到合照),之後纔告辭出來。一到馬路上,回程公車255號剛好經過,讓我順利回到捷運站。車行迅速,在山間道路起伏,我的心情也起伏不定。此行收穫極多,沒想到半世紀後還能與高中老師見面。而昔日青壯老師,現已白髮蒼蒼,快要九旬,師生情誼幸而還在。一路上翻閱還沒完全拆開的毛邊本《清代思想史》,有點後悔沒有及早聯繫,以致失去許多請教大師的機會。
回到元智大學的研究室後,我一面繼續翻閱陸師的清代思想史,一面上網查了些相關資料,想勾勒出陸師的一生,也連結了高中以來缺少的半世紀。看到陸師這位國寶級學者受到大陸人士的特別尊崇,反而台灣不夠重視,甚覺可惜。但願陸師在有生之年完成其《中國思想史》大作,為中華民族後代留下寶貴資產,因為如陸師一樣的大師已經少見了。
(2012年1月4日初稿於元智大學研究室;1月10日蒙陸師過目修改後寄回,重訂稿; 1月18日根據陸師公子慶熊提供在竹中及近史所任職年月增補,稿成於美國華府。)
陸寶千老師與師母范善平女士 2012年1月2日於士林中社路家中(溫英幹攝)
【註1】綜合網路資料:王爾敏教授,著名歷史學家。1927年生,河南淮陽人,臺灣師範大舉史地系畢業(陸師的學弟)。歷任台灣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教授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清季兵工業的興起》、《淮軍志》、《上海格致書院志略》、《晚清政治思想史淪》、《解醒集》、《五口通商變局》等書。另編纂史料十二種,史學論文七十餘篇。 王氏論陸寶千文,原刊於其著作《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貝貝特)2007年01月01日出版,裏面之一章。王氏說自己「篳路藍縷,以五年時間回顧其中之一家—南港學派,評述了史學家朱雲影、郭廷以、沙學浚、劉廣京、戴玄之、唐德剛、梁嘉彬、李國祁、陸寶千等的學術傳承和成就,書寫南港學派的宗風、人物體制和學術貢獻,回顧和反思20世紀的史學。」王爾敏與陸寶千算是是近史所首任所長郭廷以的門生,而據王文,陸師自承為文哲大師牟宗三的門人。馬一浮(1883-1967),原名馬浮,中國國學家,書法家,篆刻家,近代新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與梁漱溟、熊十力齊名,有「一代儒宗」之稱。陸師對馬浮思想研究頗深。
2011年11月23日 星期三
竹中三年回憶錄(修改版)
半世紀後緬懷風城舊事(修改版)
溫英幹
竹中高中第十五屆畢業生(1959-1962)
省立新竹高級中學(竹中)三年是我人生最值得紀念的過程之一,也是個人生命從幼稚到成長的決定性年代。
我在新竹縣立竹東中學初三畢業時與同學們報考省立新竹中學,其中有六個同學被列正取,我則倖列備取第一名。初三導師孔昭陽先生見到我,笑著拍拍我的肩說:「考得不錯,應該有希望進去。」果然,我被獲准入學,時為1959年夏天。
我們是教育部(當時的教育部長是張其昀)主導,試辦省辦高中、縣辦初中的政策下第一屆竹中高中部的學生。這是1956年教育部決定以新竹縣當作試點的新制度,免試上初中,也就是縣辦初中,省辦高中。從我們這屆開始,竹中就沒有初中部,成為以高中為主的台灣省立新竹中學。而我們的高二及高三學長很多是從初中部升上來的,也有不少的高一學生是留級未能升上高二。竹中一向是桃園、新竹、苗栗三縣男生的嚮往之地,省立新竹女中則是女生的目標。
我後來知道我可能在入學考試時,英文或理化科分數不到最低標準,所以才名列備取。我的總成績事實上比同班有些正取同學還要高。當時共有36名備取生全都獲准入學。我高中三年都分在甲班。這期間是我從少年轉為青年,人格也被塑造定型的三年,也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三年。
我們有幸,當時的校長仍是辛志平先生(時年四十八歲,廣東省羅定縣人,今年—2011—為他百歲冥誕)。他對全人教育理念的堅持,使我們竹中人在畢業後仍津津樂道。辛校長強調四育並重─德智體群,校訓為誠、慧、健、毅。在辛校長帶領下的竹中校友最津津樂道的有幾件舊事包括:
音樂、美術補考的大有人在。
全省高中合唱團比賽得過十年冠軍。
每位學生必須會游泳25公尺才能畢業。
每年舉辦5000公尺越野賽跑,游泳比賽,及校運。
考試作弊一律開除。
闖鐵路平交道記大過一次。
本文就一些特殊值得回憶的事寫下來,給校友們及在校同學參考。
合唱團與音樂課
我在高一下(1960年初)就被音樂老師蘇森墉先生甄試通過參加竹中合唱團,並隨團到台中參加第一屆全台灣省高中合唱比賽,時為1960年四月二日(週六),地點在台中家職。這是竹中合唱團初試笛聲,對我而言,只是去見見世面吧了,當時並沒有想到真的要與全省其他名校競爭奪獎,特別是台北市如建中與北一女這種名校。。我們前一天坐火車從新竹到台中市,住在台中市的遠東大飯店,是一幢老式旅館,裏面都是榻榻米的房間,每一間可以住幾個人,我們分別擠在幾個房間。比賽進行兩天。我們在台下看到別的學校合唱團有精彩的演出,有和我們一樣清一色男生的合唱團,例如我們和建中、師大附中等學校;也有清一色女生的合唱團如北一女、北二女等;有些男女生兼收的高中似乎較佔便宜。我們上臺時是晚上七點半。首先唱滿江紅,第二首好像是漁陽鼙鼓動地來。比賽結果竹中合唱團竟打響第一炮獲得冠軍。我們這批鄉下小孩才發現原來我們的蘇老師果然有一套。
第二年,我高二時仍隨團參加,時為1961年四月二日(周日),仍住遠東大飯店。因為我的音有時唱不準,蘇老師將我放在候補團員,臨上台前,因人數不夠,蘇老師仍點我上台,參加比賽。這年我們較有信心,奪得第二屆冠軍。[1]從此,竹中合唱團在蘇老師的帶領和指揮下,得過十年冠軍,直到竹中合唱團不准參賽,改為表演為止。後來「竹嶺合唱團」一直很活躍,而蘇老師早已退休,並於前幾年過世(1919-2007)。
我合唱時唱第一部,因為全是男聲,經常在高音部要用女音,我們被訓練用假嗓子唱女音。我們也學習到合唱是一團隊精神的表現,每個人的發聲要合一,不能有個人突出表現(除非被指定獨唱),養成我們團結合作、不突出表現的風格。
竹中的音樂課很有特色。為了實現辛校長的辦學理念,竹中人都應該有人文藝術修養,因此很注重音樂、美術、及體育課程。音樂由蘇老師擔綱。他很嚴格,教我們樂理,還要考試,筆試加口試。同學們都很怕這門課。我住校時,很多同學經常晚上都在寢室裡練唱打拍子。學期結束後,往往有一大批學生音樂不及格,需要補考,有些同學甚至因為音樂美術不及格,不能畢業,聯考時只能用同等學歷報考大專院校,奇怪的是似乎大家都沒有怨言。順便一提,當時的竹中淘汰率很高,留級生不少,畢業會考不過的也很多,加上美術音樂不及格,使得許多學生在竹中並沒有正式畢業,但卻憑同等學歷考上好學校。老師們打課程成績也相當嚴格(聽說是辛校長規定),即使在班上名列前幾名,學期總成績可能不到80分。
蘇老師有一個女兒蘇綠萍當時讀新竹女中,長得很漂亮,有時會到音樂教室找蘇老師。在全是男生的學校,不准談戀愛,也見不到女生,許多同學見到她來時都會眼睛發亮,並有一番騷動。很巧的是,多年後我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讀博士期間,一位力學系的學長劉宜實「竟然」與蘇綠萍結婚,那時才真正見到蘇老師的千金,倍覺親切(劉宜實拿到博士後到巴西,在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de Janeiro任教)。
美術課
美術課由李宴芳老師擔綱(他的公子李彥惠現在美國費城擔任醫師,很熱心做聯絡竹中校友的工作,是早期在美國幾個地方參與設立竹中校友匯集台大校友會的學長)。他是苗栗銅鑼鄉人,日據時代開始就是學校的美術老師。他說話風趣,語調聲音成為一絕。畢業後,在竹中校友會聚會時,總有早期校友出來模仿他教學時候的聲調。例如,在美術課時,大家各自作畫,如果看別的同學作畫,就會被他警告不可作弊,作弊就要開除(竹中嚴厲執行的規定)。在校運會或校際運動會時,他會出馬擔任他當導師那班,或代表竹中校隊,擔任啦啦隊隊長,帶領同學高喊如下口號「上山流水,西利利利利,下山流水花辣辣辣辣,竹中、竹中、加油、加油。」(我到現在還不清楚這句口號是什麼意思。)
體育課
除了一般的體育課外(謝淵泉及克文貴兩位老師),竹中的體育課包括夏天時的游泳課,及每人規定在畢業前都要通過游泳25公尺的檢定。每年有田徑校運及游泳比賽。每年一次全校學生必須參加5000公尺越野賽跑,路徑是由校門跑出到外邊來回五公里路程。那時校外大都是農田,車輛較少,五公里路程包括市區。我高一、高二時身體可能較為虛弱,每次都跑得精疲力竭,但在高三時我排名108,自認為相當滿意(全校約2000學生)。在每次比賽前數週,朝會後,校長就會一馬當先,帶領我們練跑,先在操場,然後跑出校門外,一週數次練跑下來,到了比賽時就不那麼累了。
至於游泳課,那時學校游泳池還沒建好,我們都須走路到附近的縣立游泳池上課(直到1967年學校的游泳池建好了,學生才免了奔波之苦)。畢業後我長期都保持經常游泳的習慣,現在仍每次可以不停游一千公尺,還參加過兩次南投縣政府舉辦兩萬人橫渡日月潭3300公尺的節目,這些都與在竹中學習游泳有關。
這兩年我有幸到中壢市的元智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學校有設備完善的游泳池,我經常去遊泳,也不時遇見校長彭宗平教授也去游。彭校長是比我低十屆的竹中校友,見面談起竹中生活的種種,也是倍覺親切。
住校生活
竹中另一特色是容許學生住校。那時學校有兩棟學生宿舍,其中一棟大多供僑生住宿。我在竹中第一年從竹東家坐火車通勤上學,每天一早起來,走路約20分鐘到竹東火車站搭車到新竹市車站,車程約半小時,下車後由等在外面的教官集合,一起排隊走路約20分鐘到學校。下午再搭車回家。由於來去費時,為了準備升學,高一上不久即開始改為住校,週末偶而回家。當時交通較為不便,來去費時。如果以現在交通情況,其實開車從竹東住家門口到竹中校門也不過20分鐘。當年為了準備升學,考上大學是每個高中生的夢,因此很多非新竹市區的學生都選擇住校,以節省通勤時間。每個月伙食新台幣180元(合當時美金4.5元)。當時經濟落後,高中伙食也不是很好,宿舍生活還採取半軍事管理,有教官駐守。每天早上6時起床集合,內務必須整潔。學生組織伙食委員會,監督廚房工作人員的膳食預備。
曾有一個月我被選為伙食委員,那時年輕氣盛,有一位工友經常免費吃飯,被我制止,而廚房廚師對我這行為還稱許有加,但現在想來,還是臉紅。工友白吃,已經很久了,我憑什麼去改變現狀?
學生宿舍的伙食不好,為了補充營養,廚師常常另外準備一些小菜出售。我是經常能用眼睛看而無力購買的人。偶而能買一小碟小菜就如上天堂了。早上吃稀飯沒有限量,我曾經有一口氣吃十五小碗稀飯的紀錄。
住校時心無旁騖,比較能夠專心讀書。吃過晚飯後規定有晚自習,大家都到教室讀書。回宿舍熄燈後,很多同學都到餐廳苦讀。大家讀書可以說是日以繼夜,因為聯考競爭很激烈。當年(1962)高中畢業參加大學聯招的(聯考)共計九萬人(還包括重考的),只有錄取兩萬人。(據統計1961年我上高二時,全台灣大專院校只有二十七所,到我大學畢業時的1966年,則已增加到五十六所。)在錄取率這麼低的情況下,當時全省有名的高中生都在打拼,以期榜上有名。除了週末外,在上課期間幾乎是全時間在準備功課。有時在週末我們會結伴出遊,舒散緊張的情緒。有一次與住校同學吳霞玉(流亡學生,山東人,後改名子超,師大化學系)及陳武雄從學校後山遠足到青草湖,徒步來回幾乎一天,雖然累得兩腿發酸,仍然興高采烈,此舉也培養日後能刻苦耐勞的精神。學校後山是十八尖山,有許多山洞,可能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有些山洞深達幾十公尺,我們也曾在課餘相約進去探險,這些都是難得的輕鬆時刻。
匿名事件
高二時發生一件震動學校師生的大事。有一天學生宿舍廁所牆壁上出現有人用黑筆寫大字報,要「邊太保滾出竹中」去。那時的學校有一位教官邊寶泰(時年三十三歲,遼寧遼中人,後專任台大教官),不知何故得罪同學,可能是管教太嚴,致遭不滿同學的匿名攻擊。學校當局發現這大字報後非常重視,把筆跡交給調查局比對,並調閱學生週記。一位管我們宿舍的雷遠輝教官(三十九歲,湖北人,我高三時他任管理組組長)將筆跡類似的同學一一傳訊。我也是被問的一位。後來發現同班同學馮XX涉嫌最大,他也承認了,因此被勒令退學。不久又發現邊教官在學校的宿舍玻璃被砸,肇事的同學就轉學他校。馮XX次年考取新竹師範,後來情況如何就不知道了。
參加聯考
高三下(1962年春)順利通過畢業考試,接著到台北參加大專聯考。新竹中學在辛校長任內是不分組的,同班同學一律上同樣的課程,包括生物、化學、物理與數學。當時的聯招只分三組—甲組(理工)、乙組(文法商)及丙組(農醫)。我選擇考乙組(文法商科)。聯考時,由竹中畢業的校友學長安排住在台大學生第八宿舍。第二天赴考場考試。考完後,自己覺得不滿意,自覺可能考不上公立學校,家庭財務負擔就重了,內心忐忑不安。
聯考放榜時我在家聽收音機。當報到台大經濟系名單時,第四位就是我的名字,當時跳躍起來,欣喜不已。在填寫志願時,我把台大經濟系放第一志願,圖書館系第二,師大歷史系第三,師大國文系第四。等成績單寄來時,發現我的成績可以進台大任何乙組科系,包括外文系或商學系。
因我從小喜歡歷史與中文,高中時,經常讀史書,被同班幾位同學稱為太史公。高二歷史老師陸寶千(時年三十五,江蘇海門人)最令我們佩服。他上課從不帶課本,口若懸河,所有歷史故事都在他腦袋裡。後來他去了中央研究院歷史所工作,著述頗豐,遺憾一直沒有與他再聯繫。[2] 我本想讀歷史,被大哥勸阻,以我們家計貧寒,讀歷史沒有出息,不如讀經濟為由建議我不要讀文史,而應以能賺錢養家的科系為選擇。圖書館系當時是熱門科系,因為畢業出國讀圖書管理系,在美國容易找到工作。(其實讀文史不見得沒出息,許多讀文史的後來都卓然有成,著述很多,可以名傳千古。)
我進了台大經濟系後發現經濟系頗適合我的性向與背景,因我數學在高中班上還算名列前茅的。到了台大經濟系,大多數同學沒學過解析幾何,對微積分課程最為頭痛,對我則如魚得水,還經常可以幫助別人,在台大經濟系同班一百三十多位同學中我的成績也因而保持在前面,也因成績優秀後來能獲得美國大學的全額獎學金出國留學。這要感謝辛校長堅持辦學理念,作不分組的全人教育工作。
精英師資
新竹中學的老師很多是高手,許多來自大陸,學識淵博,但敎職僧多粥少,因而委屈到高中任教。除了上述幾位老師之外,其他受教的有生物黃邦輝,講課生動活潑;國文楊胤宗(時年五十三),工詩詞,後被文化大學聘為教授(他教我們如何寫舊詩,我也因而可以胡謅一些打油詩);林鐘榮(三十五,福建莆田),化學,講課清楚;朱敏(四十五,江蘇無錫),高二英文, 是電機專家及小說家張系國的母親,張高我一班;陳如鶴,高三英文,是同班同學陳鐵雄的哥哥,講課風趣。王興宗(二十八),教高二數學及高三物理,是我高二、三的導師;後到交大讀碩士,出國進修,成為著名光電專家。沒有教過我的,但大家公認的好老師還有國文趙制陽(四十),有豐厚國學底子;數學彭商育(四十六,湖南湘潭),全省聞名,所著多種數學參考書風行全台,為當年準備聯考最好的數學參考書。
這裡特別提一下我們的導師王興宗老師。他是新竹本地人,竹中校友(印象中,他與李遠哲同班),台大電機系畢業,服完兵役後,就應聘回到母校新竹中學服務,教高二代數、高三物理與解析幾何,並擔任我們高二、高三的班導師。他講課活潑生動,常引來同學的笑聲。枯燥的數理課,他會穿插許多趣事及做人做事的道理,尤其是描述大學生活情形,最令我們響往。高中三年在這所男中,大家都是半大不小的青少年,升學壓力很大,他那時才二十多歲,長得一副娃娃臉,與我們打成一片,讓我們度過這段青澀、卻未嚐反叛期滋味的年歲。高三的解析幾何,他自動加上簡單微積分原理,幫助我們在大學更容易修習微積分。我要特別謝謝他在數學上為我打下基礎。
畢業後我很少能與他聯繫,因為聽說他不久後到交大讀碩士、出國留學、後來成為光電學專家。幾年前,靠著竹中校友會通訊錄,我特地自美國華府打電話到加州問候他。時隔多年,他竟然還記得我的名字,讓我很高興,因為在班上我的成績並非頂尖,何況同學多數要考理工或農醫,我是少數立志讀文法商科的學生。
2002年一月,在桃園中正機場候機室候機返美,對面坐著一對看來還「年輕」的夫婦,先生有點面熟。我心動了一下,問他是不是王老師。果然是已四十年沒見過的王老師!他已成國際知名的光電專家,名片印著「李遠哲學術基金傑出人才」字樣,上機前,我們很高興的聊著別後種種。王老師現在雖已退休,還經常回國在交大擔任客座教授指導學生作學術論文。[3]
全人教育
竹中當時不分組,每位同學都要修習文理及音樂美術課程,養成大家都具備一些基本的文理知識及藝術修養。畢業同學中,同班同學報考理工、文法商、農醫的都有,因此能互相補充,不致所學太偏。大學畢業後分佈海內外各地,各行各業都有,例如醫師、工程師、教授、研究員、公司老闆、各種專業人才等。這些成果與辛校長當年堅持以全人教育的辦校理念有關,難怪辛校長被天下文化列為影響台灣最偉大的400人之一。
這裡就記憶所及,只提幾位高三甲班同班同學後來的發展,真的是遍及各行各業。例如,我們甲班畢業生中第一名畢業保送台大物理系的張欽澤,住在加州,在幾家著名電腦公司服務多年後退休。張憲明留美改行,在General Dynamics工作多年退休。林英雄師大數學系畢業,曾任彰化師大數學系主任。盧昌平是我初高中同學,成績很好,後來考入台大醫科,現在加州洛杉磯郊區執業。陳岱全學醫,在新竹湖口執業。楊建俊讀台大農化系,在工業技術研究院任研究員退休。蔡貴榮中興大學農學院畢業,曾任台灣區百事可樂廠廠長。高其品大同工學院第一屆畢業生,任職亞洲航空後在華隆公司擔任工程師三十四年後退休。陳明雄在新竹新豐開設工廠。陳鐵雄現為美國康乃狄克大學之分子及細胞生物學系著名教授。范振宗海洋大學畢業,後來從政,為民進黨大佬之一,擔任過新竹縣長及行政院農委會主委。黃欽榮(本來是彭欽榮)後來留德,回國後在農委會服務,曾任該會副主委。曾廣森師大教育系及研究所畢業,曾任職台中市教育局督學,台北市公務人員訓練中心教務主任;范振宗當選新竹縣長時,延攬他擔任縣府主秘,對新竹縣各地建設都貢獻很多,後任職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主任秘書多年後退休。謝勇男與我在台大經濟系同班,現在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經濟系教授,著述論文很多。皇甫河旺政大新聞系畢業,曾任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世新大學教務長等職,現任香港珠海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主任。彭文賢畢業於政大,在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及所長多年,現已退休。蔡高明成大會統系畢業,在金融界發展,現為東森集團下一家公司的董事長。其他同學及別班同學遍佈各行各業,造福社會更是“不及備載”了。
我們之所以有今日,很多都是在竹中三年時打下的基礎,我們以竹中校友為榮。緬懷母校及辛校長和許多老師諄諄教誨的樣子,經常使我仍然心動不已。(2011年11月於元智大學,2012年1月25日修改版於美國華府)
溫英幹:台大經濟系學士及碩士,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博士,擁有美國特許財金分析師及台灣證劵分析師資格。在聯合國所屬世界銀行任職經濟專家退休後返台服務,曾任台灣國立東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及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理事。現為東華大學榮譽教授及元智大學管理學院資深客座教授。
e-mail: ykwen@mail.ndhu.edu.tw
部落格網頁 www.ykwen.blogspot.com
附註
[1] 網路載有第二屆在台中市立中學,唱中秋怨,沒有第二曲名,我日記也沒記載。
[2] 寫這篇文章時才上網查有關他的消息,原來他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多年,著作豐富,為近代史權威之一,甚至被稱為國寶。該所兩位同事也是我認識的。聯繫到其中一位張力教授,蒙他代為找到陸老師家中地址,終於與他通話。他說已經87歲了,精神仍健,住在士林區,當然也不記得我這個學生,希望有機會去拜訪他。【補記:2012年1月2日我終於去拜訪陸老師,見另一篇陸老師訪問記。】
[3] 見我一篇文章“吾念吾師“,收在《心園雅歌》一書,天恩出版社,2004,頁24-27,描寫少年求學過程影響我最多的三位老師,小學、初中、高中各一位,其中高中部份就是王興宗老師。2011年12月30日下午二時多與曾廣森專程去交大光電大樓拜訪王興宗老師,在座者還有交大(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講座教授紀國鐘博士(曾任行政院研考會及國科會副主委)。王老師已快八十歲,看來仍是非常年輕,聲音洪亮。我們四人七嘴八舌(爭著說話),聊到接近四點,王老師快下班了才辭出。
曾廣森(左)、王興宗老師、溫英幹(右)合照於交大王老師的研究室,2011年12月30日。
(本文稍早版本見竹中校友會網頁http://www.alumni.hchs.hc.edu.tw/documents/815.pdf,這裡稍作修飾,並增加同班幾位同學之去向。)
2008年6月23日 星期一
我的非常夢想
好朋友,好同事,好僕人
原載宇宙光雜誌,「我的非常夢想」專欄
2008年1月號,頁37-40
文/溫英幹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職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理事)
夢想的英文是Dream,中文翻譯成理想或願望。夢想能轉化成一個人奮鬥的目標或使命。我的一生有很多夢想,隨著時間而有不同,但在四十歲前卻沒有一種中心夢想,或著說,沒有一個明確的人生目標或人生使命。
在台灣早期的升學主義壓力以及家庭經濟壓力下,少年的我只有一個夢想—考上好高中,好大學。考上大學後,只單純的夢想可以畢業,減輕家中的經濟負擔。大三大四時,夢想變成希望出國留學,拿到一個博士學位。深究起來,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夢想,而只是隨波逐流的願望。1969年夏天我隨波逐流到美國留學,1974年拿到著名學府的經濟學博士學位,總算不負台灣父老的盼望,父母親家裡掛著慶賀的匾額,慶祝「公子」榮獲某某大學博士學位,算是給父母及親戚很大的面子。
獨一無二的計畫
我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取得博士學位的前一年,與妻子受洗成為基督徒。之後我的人生觀就不再一樣──我開始學習把自我為中心、事事靠自己,轉變為事事仰望上帝,例如找工作及日常生活各方面,總是禱告尋求上帝的指引。那時只知道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要「榮耀上帝、幫助別人」,但對自己的人生目標或使命並不清楚。
直到我四十多歲才體會到,一個人活在世上不能沒有目標,上帝創造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有被造的目的。因此我開始花時間禱告和思考,寫下人生目標與使命,這些就變成我的「夢想」或生活準則。我的夢想實在不值得宣揚,但希望在這裡分享給讀者。我認為,我們不一定要立下大志向,也能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畢竟最後給我們整個人生表現打分數的是上帝。每個人的天賦才幹都不一樣,重要的是,如何盡力運用上帝賜予的天賦才幹,發揮最大的效果。
照表操練的過程
我的人生目標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屬天」的──將自己的生命完全獻給上帝來使用,希望在生命終點見到上帝時,祂會對我說:「你是一位忠心良善的好僕人」。第二層次是「屬世」的──我要作一個品格正直的人,並對旁人有影響力。「能影響他人」是很籠統的目標,不論上帝為我開啟哪一條路,從事什麼工作,我都要利用機會影響別人的生命往好的方面前進。為了達到這兩層目標,我寫下為人處世的態度與作法:
(1) 我將恆心過自制和自律的生活以培養及改善自己的品格。
(2) 我願將時間、才幹和資源奉獻給上帝使用。
(3)我將以真誠和仁愛的態度來與別人相處,並幫助別人。
(4) 我要努力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讓別人也同樣享受到來自上帝的恩典與福氣。
以自己的生命影響周遭人,包括最親近的家人,重要的是過一個平衡的生活,也就是在教會及各樣服事工作、家庭關係與事業發展之間都能兼顧。我也寫下自己希望扮演的角色,算是「細則」,包括: 凡事認為是為上帝而作,因此做任何事都盡心盡力(與「屬天」目標有關);在家庭內,對妻子忠心愛護,對兒女愛心管教,孝敬自己的父母及岳父母,與原生家庭的兄弟姊妹及其家人和樂相處;在事業及社會上,對上司恭敬忠誠,對下屬有禮對待,對同事或朋友真誠相待等(以上與「屬世」目標有關) 。以上的人生目標,態度與作法,及細則大約有半頁,我把它印出來釘在牆上以便隨時複習反省。
自從我寫下人生使命與目標後,我就照表操練自己。在時間分配上盡量按照優先順序,過著事奉,家庭,及職業三個領域都兼顧的生活,慢慢的,我覺得生活越來越有力量,上帝也擴張我各領域的成長。耶穌基督教導我們,在生命的優先順序上要先尋求「上帝的國」:「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新約馬太福音六章33節),因此在「屬天」的事上多花時間,非常值得。
除了在教會及其他服事上盡力參予外,(我和妻子多次參與國外之短期宣教活動,最近一次到羅馬尼亞),我也養成一年讀聖經一遍的習慣,至今不曾停止。更奇妙的,我發現讀經禱告後,比較容易將事情和情緒交託並倚靠上帝。除了上班時間以外,多花時間與家人相處也是時間分配的原則之一。兒女小時參加許多課外活動和技藝學習,我和妻總是花很多時間陪他們,直到他們分別進入大學與高中為止。在職場上努力工作,與上司、同事和諧相處更不在話下。
意想不到的收穫
1996年是我人生的一大轉折點。我決定自工作二十多年的機構提早退休,從美國返台,應邀到成立不久的國立東華大學服務。決定之前,我不斷和家人討論及禱告,覺得回台服務符合我的人生使命,可以藉著教學,影響學生的生命,而且還可以多與年邁的母親及岳父母相處,以補長年在國外的虧欠。再說,教書的好處是寒暑假我可以回美國與家人相聚,所以仍然可以兼顧家庭。
事後回顧,覺得回台灣服務是上帝帶領,也是我人生中最有意義的十年,符合當初「影響別人」與「平衡生活」 的人生目標:
在東華大學,除了要求自己認真上課、指導學生之外,我要求自己以愛對待學生,儘量協助他們,包括就業升學寫推薦信等,也因此結交許多「學生朋友」。此外, 我與幾位基督徒老師以和教會牧者一起從事福音工作,以及一起開設「基督教概論」通識課程,讓學生認識基督教。在學校也盡量應邀參與服務性工作,與同仁和睦相處。
最教我感念的是,我和兄弟姊妹一起奉養年紀老邁的母親到她於2006年離世為止。同時,我也經常去探視岳父(岳母在我回台幾年後過世);妻子也因為我在台灣,就經常回台探訪父(母)親及家人,使我們夫妻之間也經常能相聚。由於夫妻雙方的親人都在台灣,我們有更多機會與雙方的親人見面,享受親情之愛與歡樂,也有更多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
很慶幸的是,因著我堅持寒暑假回美國與妻小相處,兒女深切感受到我們的愛,紛紛在高中時決志信主受洗。現在,他們的配偶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女兒婚後家庭美滿,與女婿育有三個小孩,全家在西班牙宣教。兒子在大學畢業後,竟然決定來花蓮與我同住兩年,在附近教會擔任英語實習傳道,並在東華大學開始戶外英語教學事工。那兩年他不僅日漸成熟長大,我們父子關係也比以前更好。在這期間他認識一位東華畢業生,兩人婚後在宜蘭教書,後來再一起出國,目前在加拿大溫哥華維真學院攻讀神學。
人生最大的報賞
即使人生至此有許多幸福美滿的時光,但也有很多失敗的地方,例如與人相處,有時說話不得體,因而得罪同事,我通常都會先向對方道歉,所以與同事的感情沒受到影響。教導子女方面,也常發生管教方式錯誤,有時會以自己的價值觀來判斷兒女的行為,引起他們的反彈。例如女兒生小孩後有一次來信抱怨我們給她太多有關管教小孩的意見,認為我們不信任他們的管教方式,我和妻子便趕緊道歉,以後除非他們來請教,我們就學習少開口。
基督信仰是我力量的來源,如果去掉信仰,就不會有這些人生使命或目標。我的人生很平凡,沒有傲人的成就,也沒有累積很多財富,但我覺得生活很充實;雖然也有很多失敗的地方,但感謝上帝,賜我美滿合一的家庭,賜我相親相愛的兄弟姊妹,以及很多好朋友、好同事。盼望在最後的日子,聽到上帝對我說:「我給你平凡的才幹,你已經盡量使用它來服務社會,服務人群,是一個忠心良善的僕人,進來一同享受安息吧!」這就是我今生最大的報賞了。
原載宇宙光雜誌,「我的非常夢想」專欄
2008年1月號,頁37-40
文/溫英幹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職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理事)
夢想的英文是Dream,中文翻譯成理想或願望。夢想能轉化成一個人奮鬥的目標或使命。我的一生有很多夢想,隨著時間而有不同,但在四十歲前卻沒有一種中心夢想,或著說,沒有一個明確的人生目標或人生使命。
在台灣早期的升學主義壓力以及家庭經濟壓力下,少年的我只有一個夢想—考上好高中,好大學。考上大學後,只單純的夢想可以畢業,減輕家中的經濟負擔。大三大四時,夢想變成希望出國留學,拿到一個博士學位。深究起來,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夢想,而只是隨波逐流的願望。1969年夏天我隨波逐流到美國留學,1974年拿到著名學府的經濟學博士學位,總算不負台灣父老的盼望,父母親家裡掛著慶賀的匾額,慶祝「公子」榮獲某某大學博士學位,算是給父母及親戚很大的面子。
獨一無二的計畫
我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取得博士學位的前一年,與妻子受洗成為基督徒。之後我的人生觀就不再一樣──我開始學習把自我為中心、事事靠自己,轉變為事事仰望上帝,例如找工作及日常生活各方面,總是禱告尋求上帝的指引。那時只知道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要「榮耀上帝、幫助別人」,但對自己的人生目標或使命並不清楚。
直到我四十多歲才體會到,一個人活在世上不能沒有目標,上帝創造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有被造的目的。因此我開始花時間禱告和思考,寫下人生目標與使命,這些就變成我的「夢想」或生活準則。我的夢想實在不值得宣揚,但希望在這裡分享給讀者。我認為,我們不一定要立下大志向,也能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畢竟最後給我們整個人生表現打分數的是上帝。每個人的天賦才幹都不一樣,重要的是,如何盡力運用上帝賜予的天賦才幹,發揮最大的效果。
照表操練的過程
我的人生目標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屬天」的──將自己的生命完全獻給上帝來使用,希望在生命終點見到上帝時,祂會對我說:「你是一位忠心良善的好僕人」。第二層次是「屬世」的──我要作一個品格正直的人,並對旁人有影響力。「能影響他人」是很籠統的目標,不論上帝為我開啟哪一條路,從事什麼工作,我都要利用機會影響別人的生命往好的方面前進。為了達到這兩層目標,我寫下為人處世的態度與作法:
(1) 我將恆心過自制和自律的生活以培養及改善自己的品格。
(2) 我願將時間、才幹和資源奉獻給上帝使用。
(3)我將以真誠和仁愛的態度來與別人相處,並幫助別人。
(4) 我要努力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讓別人也同樣享受到來自上帝的恩典與福氣。
以自己的生命影響周遭人,包括最親近的家人,重要的是過一個平衡的生活,也就是在教會及各樣服事工作、家庭關係與事業發展之間都能兼顧。我也寫下自己希望扮演的角色,算是「細則」,包括: 凡事認為是為上帝而作,因此做任何事都盡心盡力(與「屬天」目標有關);在家庭內,對妻子忠心愛護,對兒女愛心管教,孝敬自己的父母及岳父母,與原生家庭的兄弟姊妹及其家人和樂相處;在事業及社會上,對上司恭敬忠誠,對下屬有禮對待,對同事或朋友真誠相待等(以上與「屬世」目標有關) 。以上的人生目標,態度與作法,及細則大約有半頁,我把它印出來釘在牆上以便隨時複習反省。
自從我寫下人生使命與目標後,我就照表操練自己。在時間分配上盡量按照優先順序,過著事奉,家庭,及職業三個領域都兼顧的生活,慢慢的,我覺得生活越來越有力量,上帝也擴張我各領域的成長。耶穌基督教導我們,在生命的優先順序上要先尋求「上帝的國」:「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新約馬太福音六章33節),因此在「屬天」的事上多花時間,非常值得。
除了在教會及其他服事上盡力參予外,(我和妻子多次參與國外之短期宣教活動,最近一次到羅馬尼亞),我也養成一年讀聖經一遍的習慣,至今不曾停止。更奇妙的,我發現讀經禱告後,比較容易將事情和情緒交託並倚靠上帝。除了上班時間以外,多花時間與家人相處也是時間分配的原則之一。兒女小時參加許多課外活動和技藝學習,我和妻總是花很多時間陪他們,直到他們分別進入大學與高中為止。在職場上努力工作,與上司、同事和諧相處更不在話下。
意想不到的收穫
1996年是我人生的一大轉折點。我決定自工作二十多年的機構提早退休,從美國返台,應邀到成立不久的國立東華大學服務。決定之前,我不斷和家人討論及禱告,覺得回台服務符合我的人生使命,可以藉著教學,影響學生的生命,而且還可以多與年邁的母親及岳父母相處,以補長年在國外的虧欠。再說,教書的好處是寒暑假我可以回美國與家人相聚,所以仍然可以兼顧家庭。
事後回顧,覺得回台灣服務是上帝帶領,也是我人生中最有意義的十年,符合當初「影響別人」與「平衡生活」 的人生目標:
在東華大學,除了要求自己認真上課、指導學生之外,我要求自己以愛對待學生,儘量協助他們,包括就業升學寫推薦信等,也因此結交許多「學生朋友」。此外, 我與幾位基督徒老師以和教會牧者一起從事福音工作,以及一起開設「基督教概論」通識課程,讓學生認識基督教。在學校也盡量應邀參與服務性工作,與同仁和睦相處。
最教我感念的是,我和兄弟姊妹一起奉養年紀老邁的母親到她於2006年離世為止。同時,我也經常去探視岳父(岳母在我回台幾年後過世);妻子也因為我在台灣,就經常回台探訪父(母)親及家人,使我們夫妻之間也經常能相聚。由於夫妻雙方的親人都在台灣,我們有更多機會與雙方的親人見面,享受親情之愛與歡樂,也有更多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
很慶幸的是,因著我堅持寒暑假回美國與妻小相處,兒女深切感受到我們的愛,紛紛在高中時決志信主受洗。現在,他們的配偶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女兒婚後家庭美滿,與女婿育有三個小孩,全家在西班牙宣教。兒子在大學畢業後,竟然決定來花蓮與我同住兩年,在附近教會擔任英語實習傳道,並在東華大學開始戶外英語教學事工。那兩年他不僅日漸成熟長大,我們父子關係也比以前更好。在這期間他認識一位東華畢業生,兩人婚後在宜蘭教書,後來再一起出國,目前在加拿大溫哥華維真學院攻讀神學。
人生最大的報賞
即使人生至此有許多幸福美滿的時光,但也有很多失敗的地方,例如與人相處,有時說話不得體,因而得罪同事,我通常都會先向對方道歉,所以與同事的感情沒受到影響。教導子女方面,也常發生管教方式錯誤,有時會以自己的價值觀來判斷兒女的行為,引起他們的反彈。例如女兒生小孩後有一次來信抱怨我們給她太多有關管教小孩的意見,認為我們不信任他們的管教方式,我和妻子便趕緊道歉,以後除非他們來請教,我們就學習少開口。
基督信仰是我力量的來源,如果去掉信仰,就不會有這些人生使命或目標。我的人生很平凡,沒有傲人的成就,也沒有累積很多財富,但我覺得生活很充實;雖然也有很多失敗的地方,但感謝上帝,賜我美滿合一的家庭,賜我相親相愛的兄弟姊妹,以及很多好朋友、好同事。盼望在最後的日子,聽到上帝對我說:「我給你平凡的才幹,你已經盡量使用它來服務社會,服務人群,是一個忠心良善的僕人,進來一同享受安息吧!」這就是我今生最大的報賞了。
2008年6月7日 星期六
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
溫英幹
那天下定決心買一個新的淋浴蓮蓬頭,是可以兩用的,可固定放在架上,也可用手操作,都很方便。原來的那個是買房子的時候就由建商裝設的,一直捨不得買新的,因為舊的還可再用,雖不方便,還是一直在用,用了幾十年。想想自己真的很笨。那個蓮蓬頭早就應該換新了。每天在用的東西,為什麼去屈就老而不便的東西呢。何況一個新蓮蓬頭的價錢只等於一頓請人吃飯的錢。
幾年搬家,把睡了好幾年,已經鬆軟的床丟掉,買一個全新的床;是最好的彈簧床,很結實堅硬,也睡得很舒服,對背腰都好。花大錢買好床是對的。我們一生花在床上的時間至少三分之一,為什麼寧願買品質差、質料軟、睡得不舒服、又對健康有損的床呢?
人經常是本末倒置的!經常將所有經力放在賺錢、放在打拼事業、放在「非永恆」的事上,一忙起來,家也不顧,親情也不管,所賺的錢,所得的名,所建的業,一個都帶不走,來時空空,去時也空空。真像聖經所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靈魂),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太16:26)
信主的對屬靈的事不熱衷,見主面時,空手去見。為什麼不在生前投資於永恆?投資於家庭和親情?當我們投資於永恆,等到屬世的、短暫的生命終結時,就是屬靈的、永遠的新生命的開始。
溫英幹
那天下定決心買一個新的淋浴蓮蓬頭,是可以兩用的,可固定放在架上,也可用手操作,都很方便。原來的那個是買房子的時候就由建商裝設的,一直捨不得買新的,因為舊的還可再用,雖不方便,還是一直在用,用了幾十年。想想自己真的很笨。那個蓮蓬頭早就應該換新了。每天在用的東西,為什麼去屈就老而不便的東西呢。何況一個新蓮蓬頭的價錢只等於一頓請人吃飯的錢。
幾年搬家,把睡了好幾年,已經鬆軟的床丟掉,買一個全新的床;是最好的彈簧床,很結實堅硬,也睡得很舒服,對背腰都好。花大錢買好床是對的。我們一生花在床上的時間至少三分之一,為什麼寧願買品質差、質料軟、睡得不舒服、又對健康有損的床呢?
人經常是本末倒置的!經常將所有經力放在賺錢、放在打拼事業、放在「非永恆」的事上,一忙起來,家也不顧,親情也不管,所賺的錢,所得的名,所建的業,一個都帶不走,來時空空,去時也空空。真像聖經所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靈魂),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太16:26)
信主的對屬靈的事不熱衷,見主面時,空手去見。為什麼不在生前投資於永恆?投資於家庭和親情?當我們投資於永恆,等到屬世的、短暫的生命終結時,就是屬靈的、永遠的新生命的開始。
參與世界銀行對中國大陸的培訓工作的開始
參與世界銀行對中國大陸的培訓工作的開始
(兼紀念前輩故楊叔進博士)
溫英幹
登載於美國中文僑報:「華府郵報,」3.29.2002, P.14,
「華盛頓新聞,」3.28.2002, P.A10
註:本文和另一篇文章「上海今昔看」有些內容可能重複,但重點不同。兩篇均紀念中國經濟學家前輩楊叔進博士(1917-2001)。
一九七四年五月剛自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經濟系拿到博士學位,我到位於華府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工作,於當時的發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DRC)擔任顧問(consultant),這是臨時性的工作,參與該中心的某些研究計劃。
次年十二月轉到當時的經濟分析及預測局(Economic Analysis and Projections Department,EPD)任助理經濟師(Assistant Economist),從此正式踏入世行的職業生涯。所謂「當時」表示這些單位經過歷次機構改組現在早已不存在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是聯合國的兩個特別機構,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兩個國際金融組織。我在美讀書時已分別在世行及IMF擔任過暑期研究助理的工作(一九七二、七三),所以對這裡的環境並不陌生。
在經濟分析及預測局最初兩年我在國際金融處(International Finance Division),負責OECD外援資料及國際資金流動的處理和分析,從處長Jo Saxe(美國人,一位牛津畢業的經濟博士,一九二四─八二)及其他同事那裡學習到許多有關國際收支和外債的知識。不久機構改組,我被調到同一局裡的比較分析與預測處(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Projections Division)任經濟師(Economist),從事宏觀經濟模型的操作設計和演算的工作。
在這單位學到不少宏觀經濟方面的知識以及實際經濟操作模型(operational model)和預測的技巧。該局主要負責全球的經濟統計蒐集分析及提供銀行其他營業部門經濟分析服務,包括宏觀模型的設計和預測。世行一九八零開始每年一度出版稱為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簡稱WDR)的專題報告,其中有關的統計及對全球的經濟長期預測即由該局負責。在預備一九八二年WDR時,其中要用的全球宏觀預測模型及結果就是由我負責設計和操作的。
大陸於一九七九開始經濟開放改革,一九八零年九月大陸取代台灣在世行及IMF的代表權,加入這兩個機構,並派遣代表分別組織執行董事辦公室。中國負責世界銀行業務的是財政部,IMF則是人民銀行。世行開始貸款給中國協助各項基礎建設,IMF則提供各種有關國際收支及財政方面的技術援助。從此以後中國真正的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迅速朝向經濟現代化之路。在中國早期的經濟改革過程中,個人也有幸參與微小一份,在本文中與大家分享當初在因緣際會中我這一位原本從台灣來,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學者」,在兩岸關係還未解凍的情況下,如何會開始參與對中國的培訓計劃。
當一個開發中國家加入世行後,為了了解世行貸款投資項目(investment project)的評估方法和作業流程,通常會派相關官員來世行受訓,除了投資項目評估外,還可能包括專業部門,如農業,工業,教育等,的評估,以及宏觀經濟的分析方法。世行負責這項培訓(training)工作的是經濟發展學院(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簡稱EDI, 最近擴大組織改名為世界銀行學院,World Bank Institute,簡稱WBI)。IMF也有類似培訓機構,稱為IMF學院(IMF Institute)。這些培訓機構每年都按計劃和需要開設許多短期課程,從一個月到數天不等(早期尚有長達六個月的),地點有些在世行本部,有些在國外。在台灣尚未離開世行和IMF前,也有不少人參加過在EDI和IMFI的培訓課程,如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先生、現任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先生、及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總經理之施敏雄先生。
中國在1980年加入世行時,即派遣一個高級官員(司局長級)代表團到EDI接受培訓,讓它們了解世行作業、投資項目的評估方法、及宏觀經濟基本知識等,並帶他們參訪美國各地的公私機構,了解市場運作的方式。之後,中方對這種培訓工作大為欣賞,要求世行除繼續辦幾次類似訪美的高級官員班外,也到大陸開辦中級官員(處科長級)培訓課程,科目涵蓋宏觀經濟及部門計劃(指教育、農業、環境、人力資源、健康與營養、產業與金融等部門)。各科目由中國相關的部會指定一下屬機構作為合作夥伴(partner institution)進行開辦培訓班事宜,而由財政部人事教育司負責協調工作。
EDI當時負責宏觀經濟培訓工作的是一位資深的華籍經濟學前輩楊叔進博士(Dr. Shu-Chin Yang)。他負責上述第一次高級官員班的培訓工作,接著到上海與上海財經學院(現在的上海財經大學)合作開辦第一期的國民經濟管理培訓班課程,由財政部安排從全國各地調來約四十位中級官員及大學財經教師來上課,為期八週,內容包括基本經濟學,各種宏觀政策,及投資項目評估,這是一九八二年的事。
一九八二年底楊先生屆齡退休,EDI擬找一位通華語的經濟學者代替他來負責中國宏觀經濟方面的培訓,當時楊先生推薦我去。從十月開始經過幾度面談後,EDI的經濟管理處(Economic Management Division)處長卡歇爾Martin Karcher(法國人)同意僱用我從EPD調往EDI(內部轉調也像外邊找事一般)。
當時我正在負責世行一九八三年WDR全球經濟預測事宜,相當忙碌,而當時剛好老友華而誠(Er-Cheng Hwa)博士與我同處,並擔任代處長(acting division chief),與EDI商量後,決定我在WDR工作告一段落後於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正式調職;我的職稱也從經濟師改為培訓師(training officer,中文名稱是根據大陸後來的習慣稱呼。)
我要從事大陸工作,也要經過當時大陸派駐世行的執行董事辦公室同意。當時,也是中國派駐世行的首任執行董事是財政部的王連生先生,印象中他曾經請我吃飯,瞭解情況。附帶一提的是當時台灣的駐美代表是錢復博士(剛上任不久,接替調到沙烏地阿拉伯的蔡維屏先生),而我剛好擔任華府地區台大校友會會長,曾邀請也是校友的錢代表參加校友會的活動。
楊先生雖從世行正式退休,因他對中國經濟和世行業務的熟悉,EDI仍禮聘他為顧問(楊先生戰前由南開大學經濟系畢業,美國威斯康新經濟博士,來世行前曾任職聯合國亞經會,學理專精,經驗豐富)。同時聯合國開發計劃薯(UN Development Program,UNDP)看到中國在培訓方面的需要,撥款與EDI合作,統合兩機構對中國培訓的資源,在EDI成立UNDP/EDI 中國培訓計劃(Training Program in China),由楊先生擔任首任計劃主任(Program Coordinator),協調和計劃EDI各部門專業處(division)對中國官員和大學教師的培訓。
我在調職前除了忙EPD的工作外,也經常去EDI了解情況,並與楊先生及卡歇爾處長開始安排將在上海財經學院舉辦第二期為期八週的國民經濟管理培訓班課程(National Economic Management Course),預計自三月十四日開始,四月二十三日結束。這個培訓班由楊先生擔任班主任(course director),我為合作班主任(co-director也就是副班主任)。
安排的講員除了楊先生和我以外,包括世行和自美國及日本請來的專家。中國政府也派高級官員來講中國的改革計畫。我到任後三月九日即與楊先生聯袂啟程飛往上海。從華府杜勒斯機場搭聯合航空到舊金山,次日改搭日航抵成田,三月十二日楊先生與我和另一位EDI同事夏普斯頓(Michael Sharpston,英國人)先生會合於成田機場,改搭中國民航的波音727飛機,飛了三小時安抵上海虹橋機場。
當時的機場尚未改建,規模很小,剛好另一架國泰班機也從香港同時抵達,旅客擁擠在一起,我們三位花了兩個小時才通關辦完手續。初到上海,看到機場到處是著綠色軍服的警衛,對來自台灣的我看來很不習慣。入關前有一大招牌寫的是邊防檢查部Frontier Defense,令旅客怵目驚心。行李檢查很嚴,帶照相機或是設備進去,要填寫表格,並在出關時驗明帶出國,不然會被繳交關稅。(當時領行李的地方還沒有裝設轉盤,但次年我再度去上海時就加設了,可見進步之快。)一出海關門口就見到上海財經管理學院的王松年教授和外事處李處長及助理小曾來接機。我們三人被安排住在位於南京東路口外灘的和平飯店休息。
三月十四日到財院參加培訓班開幕式,並開始上課。當時的院長是姚耐教授,年紀很大,已不良於行,因此開幕式由兩位副院長郭森麒教授及龔浩成教授主持。開幕式由楊先生代表EDI致詞,我與夏普斯頓先生也以貴賓身份致詞。結束後,早上十點由我開始講課,介紹西方經濟學基本概念。這班的成員有三十五位,一半以上是各省及中央部會處科級官員,其他則是財政部所屬幾所學院的教師(講師與助教),年紀最大是五十三歲,最小三十歲;文化程度從初中到高中都有。其中一些教師年紀比我還大,因受文革影餉當時很多的資深老師仍是講師,還未升等,目前則早已成為正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或退休了。費用方面,學員上課費用由他們所屬單位提供。EDI講員、講員費及差旅費用由EDI負擔。
上海財院是大陸財政部所屬的六個大專院校之一,其他較有名的有北京的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現中央財金大學),大連的遼寧財政經濟學院(東北財經大學),武漢的中南財經學院(中南財經大學)。為了和EDI合作,上財特別設立一對等機構稱為上海國際經濟管理學院,事實上是一個單位,兩面招牌。
當時的上財位於上海市虹口區的四川中路上,與上海外語學院比鄰,各項設施都很簡陋,很多學員們在自己單位都是主管及官員,現在擠住在學生宿舍,四人一間,居住環境及伙食都不理想,但他們的學習熱誠很高,並未抱怨。
對長期受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及中央集權計劃經濟影響的學員們而言,大都是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經濟學,許多觀念都是以前所沒有的。例如借款要付利息,貨幣有時間價值,都是新穎的觀念。而讓他們很感興趣的是物價如何決定;因為長期以來在大陸的物品都是按計劃價格交易的,在西方自由市場內商品的價格會由市場供需來決定很難了解,除非到國外走一趟。
投資項目的經濟評估是最後一單元,很多學員反映,是他們收穫最多的一部分,使他們了解進行投資應考慮經濟效益與成本,並用一套符合經濟理論的評估方法。EDI之後在大陸開辦許多投資項目評估課程,培養一批能承擔評估世行投資項目的專家,並能自行培訓國內外的工作人員。例如,世行負責和中國投資銀行(China Investment Bank)合作,編寫工業投資項目評估一書的是現已退休的蘇傳緒(Edgar Su)先生。農業方面則是比我稍後轉調到EDI,但資歷比我多的孫伯泉(Peter Sun)博士,此是後話。
在上海六週,住在黃浦區外攤的和平飯店,是當年最好的飯店之一,另外一家是位於淮海中路的錦江飯店。和平飯店有北院和南院,北院住的多是外賓,我們住北院,住宿費用每天約人民幣四十元,對當地居民而言已是很貴了(大學老師的薪水每月只有一至二百人民幣)。
當時採用外匯券制度,匯率是美金一元兌換人民幣一點四七元(之後慢慢貶值)。和平飯店後面不遠處就是友誼商店,專供外人及華僑用外匯券購物,以國外的生活水準而言東西很便宜。我與楊先生每天一起吃飯上課,夏普斯頓先生則偶爾會加入我們吃飯陣營。財院派車來接我們去上課,車程約二十分鐘,中午回旅館午休後再回校。週末假期財院安排招待講員去各景點參觀,或到蘇州杭州旅遊。
三月初天氣仍冷,旅館有暖氣,但學校沒有;政府規定冬天時長江以北的地區才能有暖氣。我們都要穿衛生衣褲才能禦寒,還好回到旅館就好了。上海當時仍很落後,夜間開車不許開大燈,只能開小燈,這情況到次年我再去上海就改變了,夜間開車一律須開大燈。大家衣裳也很保守,男的穿中山裝,女的大多穿藍色衣服,不施脂粉。和平飯店是殖民時代英租界留下來的建築,房子及設備都老舊,但剛好開始改革開放,只給外賓居住,而上海和北京地區,旅館很少,外賓越來越多,供不應求,常常是一室難求。
因為是第一次參加辦班,我從頭到尾足足在上海待了六週,加上來回停留,離家共七週。從寒冷的三月初到陽春的四月底,是我在世行工作時出差最久的一次。楊先生待到四月十日飛北京與財政部官員商談未來培訓合作計畫,四月十五日再回上海,十七日返美。夏普斯頓先生及其他講員來了又去,由我負責接應協調的工作。
最後一部分的投資項目分析課程,由卡歇爾先生親來授課。他於四月九日抵達,並主持四月二十三日的結業式。學員對課程內容和師資安排、學習到的功課評價都很高,特別是投資項目分析是當時中國最需要的觀念。
大概是我們負責的幾位待在那裡的時間較久,學員站起來說了不少好話,給我們很大的安慰與鼓勵;例如有一學員說:「覺得這次學習非常好,講員的水平很高,尤其是楊先生、溫先生、卡歇爾先生、王松年先生及預備班的老師。」有一位學員說:「溫老師在當初上課時怕講台發出聲嚮影響上課情緒,天氣很冷,仍脫鞋上台,」令我受寵若驚。培訓班雖然結業,但學員們要留下來寫心得報告,到四月二十七日才正式結束回到原單位。其實他們在三月一日即開始上所謂的預備班,由上財老師授課,教一些基本的經濟和會計方面的概念。
我於四月二十四日自上海啟程返美,經東京,在帝國飯店(Imperial Hotel)住兩晚。在此數年前與妻小曾返台探親,在返美途中過境東京,也住在這家五星級旅館。此番舊地重遊,但只是我一個人在逛銀座。日本各方面的進步和待客的過度禮貌和大陸各方面的落後及一般商店店員對顧客的冷漠無禮形成強烈的對比。四月二十六日從成田機場搭機回到華府杜勒斯機場,坐計程車回到家中,妻子和八歲的女兒、四歲的兒子在家門口玄關迎接,七週的分離,兩小雖然興奮跳躍,但好像已不大認得爸爸了!
此後直到一九九零年,我在EDI投身於中國官員和大學教師的宏觀經濟領域的培訓工作中,每年數次出差到中國擔任EDI方班主任辦理培訓班,親眼目睹中國經濟改革的快速步伐。除了上海外,北京的中央財金學院也是我的另一對口合作單位。與這兩校,加上國家計劃委員會,財政部等政府機構,合作開辦過數次國民經濟管理,國際經濟管理,政府財政與預算,投資項目評估等課程,對象是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中級官員和財政部所屬大專院校老師。
在華府本部也主辦過兩次中國高級官員宏觀經濟政策研討會,對象是中央或地方司局長及官員,在世行本部上課及帶領他們到紐約及加拿大財經機構或公司參訪。一次在一九八五年,由楊先生任班主任,我為副主任。另一次是一九八八年,由我擔任班主任。
九零年後中國財經方面的人才已有不少,加上一九八九天安門事件的衝擊,EDI對中國的培訓計劃資金開始縮減,而將重點放到其他新加入世行的國家如越南,俄羅斯,外蒙古等去了。
楊先生擔任EDI/UNDP中國培訓合作計畫第一期主任三年後再度退休(約一九八六,其位置由世行另一位同仁李成樑Bob C. Li博士接替,繼續執行第二期計畫),應聘到中國天津的南開大學擔任國際經濟研究所創所所長,對提升中國的經濟學水平及提供改革開放政策貢獻很多。九零年代以後,他年事已高,身體也不適長途旅行,就定居於馬利蘭州Chevy Chase,但對中國經濟仍密切注意並發表許多文章(已結集成書於前年在大陸出版)。他於去(二零零一)年四月四日逝世(生於一九一七十一月二十日,享年八十四歲),距今已將滿週年。回憶楊先生對我的愛護與指導,可謂良師益友,斯人已去,但學者風範長存,謹以此文來紀念楊先生。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於台灣花蓮)
(兼紀念前輩故楊叔進博士)
溫英幹
登載於美國中文僑報:「華府郵報,」3.29.2002, P.14,
「華盛頓新聞,」3.28.2002, P.A10
註:本文和另一篇文章「上海今昔看」有些內容可能重複,但重點不同。兩篇均紀念中國經濟學家前輩楊叔進博士(1917-2001)。
一九七四年五月剛自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經濟系拿到博士學位,我到位於華府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工作,於當時的發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DRC)擔任顧問(consultant),這是臨時性的工作,參與該中心的某些研究計劃。
次年十二月轉到當時的經濟分析及預測局(Economic Analysis and Projections Department,EPD)任助理經濟師(Assistant Economist),從此正式踏入世行的職業生涯。所謂「當時」表示這些單位經過歷次機構改組現在早已不存在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是聯合國的兩個特別機構,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兩個國際金融組織。我在美讀書時已分別在世行及IMF擔任過暑期研究助理的工作(一九七二、七三),所以對這裡的環境並不陌生。
在經濟分析及預測局最初兩年我在國際金融處(International Finance Division),負責OECD外援資料及國際資金流動的處理和分析,從處長Jo Saxe(美國人,一位牛津畢業的經濟博士,一九二四─八二)及其他同事那裡學習到許多有關國際收支和外債的知識。不久機構改組,我被調到同一局裡的比較分析與預測處(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Projections Division)任經濟師(Economist),從事宏觀經濟模型的操作設計和演算的工作。
在這單位學到不少宏觀經濟方面的知識以及實際經濟操作模型(operational model)和預測的技巧。該局主要負責全球的經濟統計蒐集分析及提供銀行其他營業部門經濟分析服務,包括宏觀模型的設計和預測。世行一九八零開始每年一度出版稱為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簡稱WDR)的專題報告,其中有關的統計及對全球的經濟長期預測即由該局負責。在預備一九八二年WDR時,其中要用的全球宏觀預測模型及結果就是由我負責設計和操作的。
大陸於一九七九開始經濟開放改革,一九八零年九月大陸取代台灣在世行及IMF的代表權,加入這兩個機構,並派遣代表分別組織執行董事辦公室。中國負責世界銀行業務的是財政部,IMF則是人民銀行。世行開始貸款給中國協助各項基礎建設,IMF則提供各種有關國際收支及財政方面的技術援助。從此以後中國真正的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迅速朝向經濟現代化之路。在中國早期的經濟改革過程中,個人也有幸參與微小一份,在本文中與大家分享當初在因緣際會中我這一位原本從台灣來,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學者」,在兩岸關係還未解凍的情況下,如何會開始參與對中國的培訓計劃。
當一個開發中國家加入世行後,為了了解世行貸款投資項目(investment project)的評估方法和作業流程,通常會派相關官員來世行受訓,除了投資項目評估外,還可能包括專業部門,如農業,工業,教育等,的評估,以及宏觀經濟的分析方法。世行負責這項培訓(training)工作的是經濟發展學院(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簡稱EDI, 最近擴大組織改名為世界銀行學院,World Bank Institute,簡稱WBI)。IMF也有類似培訓機構,稱為IMF學院(IMF Institute)。這些培訓機構每年都按計劃和需要開設許多短期課程,從一個月到數天不等(早期尚有長達六個月的),地點有些在世行本部,有些在國外。在台灣尚未離開世行和IMF前,也有不少人參加過在EDI和IMFI的培訓課程,如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先生、現任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先生、及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總經理之施敏雄先生。
中國在1980年加入世行時,即派遣一個高級官員(司局長級)代表團到EDI接受培訓,讓它們了解世行作業、投資項目的評估方法、及宏觀經濟基本知識等,並帶他們參訪美國各地的公私機構,了解市場運作的方式。之後,中方對這種培訓工作大為欣賞,要求世行除繼續辦幾次類似訪美的高級官員班外,也到大陸開辦中級官員(處科長級)培訓課程,科目涵蓋宏觀經濟及部門計劃(指教育、農業、環境、人力資源、健康與營養、產業與金融等部門)。各科目由中國相關的部會指定一下屬機構作為合作夥伴(partner institution)進行開辦培訓班事宜,而由財政部人事教育司負責協調工作。
EDI當時負責宏觀經濟培訓工作的是一位資深的華籍經濟學前輩楊叔進博士(Dr. Shu-Chin Yang)。他負責上述第一次高級官員班的培訓工作,接著到上海與上海財經學院(現在的上海財經大學)合作開辦第一期的國民經濟管理培訓班課程,由財政部安排從全國各地調來約四十位中級官員及大學財經教師來上課,為期八週,內容包括基本經濟學,各種宏觀政策,及投資項目評估,這是一九八二年的事。
一九八二年底楊先生屆齡退休,EDI擬找一位通華語的經濟學者代替他來負責中國宏觀經濟方面的培訓,當時楊先生推薦我去。從十月開始經過幾度面談後,EDI的經濟管理處(Economic Management Division)處長卡歇爾Martin Karcher(法國人)同意僱用我從EPD調往EDI(內部轉調也像外邊找事一般)。
當時我正在負責世行一九八三年WDR全球經濟預測事宜,相當忙碌,而當時剛好老友華而誠(Er-Cheng Hwa)博士與我同處,並擔任代處長(acting division chief),與EDI商量後,決定我在WDR工作告一段落後於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正式調職;我的職稱也從經濟師改為培訓師(training officer,中文名稱是根據大陸後來的習慣稱呼。)
我要從事大陸工作,也要經過當時大陸派駐世行的執行董事辦公室同意。當時,也是中國派駐世行的首任執行董事是財政部的王連生先生,印象中他曾經請我吃飯,瞭解情況。附帶一提的是當時台灣的駐美代表是錢復博士(剛上任不久,接替調到沙烏地阿拉伯的蔡維屏先生),而我剛好擔任華府地區台大校友會會長,曾邀請也是校友的錢代表參加校友會的活動。
楊先生雖從世行正式退休,因他對中國經濟和世行業務的熟悉,EDI仍禮聘他為顧問(楊先生戰前由南開大學經濟系畢業,美國威斯康新經濟博士,來世行前曾任職聯合國亞經會,學理專精,經驗豐富)。同時聯合國開發計劃薯(UN Development Program,UNDP)看到中國在培訓方面的需要,撥款與EDI合作,統合兩機構對中國培訓的資源,在EDI成立UNDP/EDI 中國培訓計劃(Training Program in China),由楊先生擔任首任計劃主任(Program Coordinator),協調和計劃EDI各部門專業處(division)對中國官員和大學教師的培訓。
我在調職前除了忙EPD的工作外,也經常去EDI了解情況,並與楊先生及卡歇爾處長開始安排將在上海財經學院舉辦第二期為期八週的國民經濟管理培訓班課程(National Economic Management Course),預計自三月十四日開始,四月二十三日結束。這個培訓班由楊先生擔任班主任(course director),我為合作班主任(co-director也就是副班主任)。
安排的講員除了楊先生和我以外,包括世行和自美國及日本請來的專家。中國政府也派高級官員來講中國的改革計畫。我到任後三月九日即與楊先生聯袂啟程飛往上海。從華府杜勒斯機場搭聯合航空到舊金山,次日改搭日航抵成田,三月十二日楊先生與我和另一位EDI同事夏普斯頓(Michael Sharpston,英國人)先生會合於成田機場,改搭中國民航的波音727飛機,飛了三小時安抵上海虹橋機場。
當時的機場尚未改建,規模很小,剛好另一架國泰班機也從香港同時抵達,旅客擁擠在一起,我們三位花了兩個小時才通關辦完手續。初到上海,看到機場到處是著綠色軍服的警衛,對來自台灣的我看來很不習慣。入關前有一大招牌寫的是邊防檢查部Frontier Defense,令旅客怵目驚心。行李檢查很嚴,帶照相機或是設備進去,要填寫表格,並在出關時驗明帶出國,不然會被繳交關稅。(當時領行李的地方還沒有裝設轉盤,但次年我再度去上海時就加設了,可見進步之快。)一出海關門口就見到上海財經管理學院的王松年教授和外事處李處長及助理小曾來接機。我們三人被安排住在位於南京東路口外灘的和平飯店休息。
三月十四日到財院參加培訓班開幕式,並開始上課。當時的院長是姚耐教授,年紀很大,已不良於行,因此開幕式由兩位副院長郭森麒教授及龔浩成教授主持。開幕式由楊先生代表EDI致詞,我與夏普斯頓先生也以貴賓身份致詞。結束後,早上十點由我開始講課,介紹西方經濟學基本概念。這班的成員有三十五位,一半以上是各省及中央部會處科級官員,其他則是財政部所屬幾所學院的教師(講師與助教),年紀最大是五十三歲,最小三十歲;文化程度從初中到高中都有。其中一些教師年紀比我還大,因受文革影餉當時很多的資深老師仍是講師,還未升等,目前則早已成為正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或退休了。費用方面,學員上課費用由他們所屬單位提供。EDI講員、講員費及差旅費用由EDI負擔。
上海財院是大陸財政部所屬的六個大專院校之一,其他較有名的有北京的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現中央財金大學),大連的遼寧財政經濟學院(東北財經大學),武漢的中南財經學院(中南財經大學)。為了和EDI合作,上財特別設立一對等機構稱為上海國際經濟管理學院,事實上是一個單位,兩面招牌。
當時的上財位於上海市虹口區的四川中路上,與上海外語學院比鄰,各項設施都很簡陋,很多學員們在自己單位都是主管及官員,現在擠住在學生宿舍,四人一間,居住環境及伙食都不理想,但他們的學習熱誠很高,並未抱怨。
對長期受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及中央集權計劃經濟影響的學員們而言,大都是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經濟學,許多觀念都是以前所沒有的。例如借款要付利息,貨幣有時間價值,都是新穎的觀念。而讓他們很感興趣的是物價如何決定;因為長期以來在大陸的物品都是按計劃價格交易的,在西方自由市場內商品的價格會由市場供需來決定很難了解,除非到國外走一趟。
投資項目的經濟評估是最後一單元,很多學員反映,是他們收穫最多的一部分,使他們了解進行投資應考慮經濟效益與成本,並用一套符合經濟理論的評估方法。EDI之後在大陸開辦許多投資項目評估課程,培養一批能承擔評估世行投資項目的專家,並能自行培訓國內外的工作人員。例如,世行負責和中國投資銀行(China Investment Bank)合作,編寫工業投資項目評估一書的是現已退休的蘇傳緒(Edgar Su)先生。農業方面則是比我稍後轉調到EDI,但資歷比我多的孫伯泉(Peter Sun)博士,此是後話。
在上海六週,住在黃浦區外攤的和平飯店,是當年最好的飯店之一,另外一家是位於淮海中路的錦江飯店。和平飯店有北院和南院,北院住的多是外賓,我們住北院,住宿費用每天約人民幣四十元,對當地居民而言已是很貴了(大學老師的薪水每月只有一至二百人民幣)。
當時採用外匯券制度,匯率是美金一元兌換人民幣一點四七元(之後慢慢貶值)。和平飯店後面不遠處就是友誼商店,專供外人及華僑用外匯券購物,以國外的生活水準而言東西很便宜。我與楊先生每天一起吃飯上課,夏普斯頓先生則偶爾會加入我們吃飯陣營。財院派車來接我們去上課,車程約二十分鐘,中午回旅館午休後再回校。週末假期財院安排招待講員去各景點參觀,或到蘇州杭州旅遊。
三月初天氣仍冷,旅館有暖氣,但學校沒有;政府規定冬天時長江以北的地區才能有暖氣。我們都要穿衛生衣褲才能禦寒,還好回到旅館就好了。上海當時仍很落後,夜間開車不許開大燈,只能開小燈,這情況到次年我再去上海就改變了,夜間開車一律須開大燈。大家衣裳也很保守,男的穿中山裝,女的大多穿藍色衣服,不施脂粉。和平飯店是殖民時代英租界留下來的建築,房子及設備都老舊,但剛好開始改革開放,只給外賓居住,而上海和北京地區,旅館很少,外賓越來越多,供不應求,常常是一室難求。
因為是第一次參加辦班,我從頭到尾足足在上海待了六週,加上來回停留,離家共七週。從寒冷的三月初到陽春的四月底,是我在世行工作時出差最久的一次。楊先生待到四月十日飛北京與財政部官員商談未來培訓合作計畫,四月十五日再回上海,十七日返美。夏普斯頓先生及其他講員來了又去,由我負責接應協調的工作。
最後一部分的投資項目分析課程,由卡歇爾先生親來授課。他於四月九日抵達,並主持四月二十三日的結業式。學員對課程內容和師資安排、學習到的功課評價都很高,特別是投資項目分析是當時中國最需要的觀念。
大概是我們負責的幾位待在那裡的時間較久,學員站起來說了不少好話,給我們很大的安慰與鼓勵;例如有一學員說:「覺得這次學習非常好,講員的水平很高,尤其是楊先生、溫先生、卡歇爾先生、王松年先生及預備班的老師。」有一位學員說:「溫老師在當初上課時怕講台發出聲嚮影響上課情緒,天氣很冷,仍脫鞋上台,」令我受寵若驚。培訓班雖然結業,但學員們要留下來寫心得報告,到四月二十七日才正式結束回到原單位。其實他們在三月一日即開始上所謂的預備班,由上財老師授課,教一些基本的經濟和會計方面的概念。
我於四月二十四日自上海啟程返美,經東京,在帝國飯店(Imperial Hotel)住兩晚。在此數年前與妻小曾返台探親,在返美途中過境東京,也住在這家五星級旅館。此番舊地重遊,但只是我一個人在逛銀座。日本各方面的進步和待客的過度禮貌和大陸各方面的落後及一般商店店員對顧客的冷漠無禮形成強烈的對比。四月二十六日從成田機場搭機回到華府杜勒斯機場,坐計程車回到家中,妻子和八歲的女兒、四歲的兒子在家門口玄關迎接,七週的分離,兩小雖然興奮跳躍,但好像已不大認得爸爸了!
此後直到一九九零年,我在EDI投身於中國官員和大學教師的宏觀經濟領域的培訓工作中,每年數次出差到中國擔任EDI方班主任辦理培訓班,親眼目睹中國經濟改革的快速步伐。除了上海外,北京的中央財金學院也是我的另一對口合作單位。與這兩校,加上國家計劃委員會,財政部等政府機構,合作開辦過數次國民經濟管理,國際經濟管理,政府財政與預算,投資項目評估等課程,對象是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中級官員和財政部所屬大專院校老師。
在華府本部也主辦過兩次中國高級官員宏觀經濟政策研討會,對象是中央或地方司局長及官員,在世行本部上課及帶領他們到紐約及加拿大財經機構或公司參訪。一次在一九八五年,由楊先生任班主任,我為副主任。另一次是一九八八年,由我擔任班主任。
九零年後中國財經方面的人才已有不少,加上一九八九天安門事件的衝擊,EDI對中國的培訓計劃資金開始縮減,而將重點放到其他新加入世行的國家如越南,俄羅斯,外蒙古等去了。
楊先生擔任EDI/UNDP中國培訓合作計畫第一期主任三年後再度退休(約一九八六,其位置由世行另一位同仁李成樑Bob C. Li博士接替,繼續執行第二期計畫),應聘到中國天津的南開大學擔任國際經濟研究所創所所長,對提升中國的經濟學水平及提供改革開放政策貢獻很多。九零年代以後,他年事已高,身體也不適長途旅行,就定居於馬利蘭州Chevy Chase,但對中國經濟仍密切注意並發表許多文章(已結集成書於前年在大陸出版)。他於去(二零零一)年四月四日逝世(生於一九一七十一月二十日,享年八十四歲),距今已將滿週年。回憶楊先生對我的愛護與指導,可謂良師益友,斯人已去,但學者風範長存,謹以此文來紀念楊先生。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於台灣花蓮)
上海今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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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英幹
(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
登於美國中文僑報「華府郵報」3.22.2002, P.14;
「密西根新聞」6.14.2002, P.11轉載。
一九八三年春我代表世界銀行經濟發展學院(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 EDI,現已改制為World Bank Institute) 參加在上海財經學院舉辦第二期為期六週的國民經濟管理培訓班課程(National Economic Management Course),自三月十四日開始,四月二十三日結束。
這個培訓班由剛自世界銀行退休,擔任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總署(UNDP)中國合作培訓計畫首任主任楊叔進先生擔任班主任(course director),我為合作班主任(co-director也就是副班主任)。安排的講員除了楊先生和我以外,包括世行的專家和自美國及日本請來的專家。我於三月九日與楊先生聯袂啟程飛往上海。從華府杜勒斯機場搭聯合航空到舊金山,次日改搭日航抵成田,三月十二日楊先生與我和另一位EDI同事夏普斯頓(Michael Sharpston,英國人)先生會合於成田機場,改搭中國民航的波音727飛機飛了三小時安抵上海虹橋機場。
當時的機場尚未改建,規模很小,剛好另一架國泰班機也從香港同時抵達,旅客擁擠在一起,我們三位花了兩個小時才辦完通關手續。初到上海,看到機場到處是著綠色軍服的警衛,對來自台灣的我看來很不習慣。。入關前有一大招牌寫的是邊防檢查部Frontier Defense,令旅客怵目驚心。行李檢查很嚴,帶照相機或是設備進去,要填寫表格,並在出關時驗明帶出國,不然會被令繳交關稅。取行李的地方也沒有裝設行李轉盤,一切設施都很陳舊。一出海關門口就見到上海財經管理學院的王松年教授和外事處李處長及助理小曾來接機。機場外房子不多,道路簡陋。我們三人被安排住在位於南京東路口外灘的和平飯店。
三月十四日到財院參加培訓班開幕式,並開始上課。當時的院長是姚耐教授,年紀很大,不良於行。我們與他見面後,開幕式由兩位副院長郭森麒及龔浩成教授主持。早上十點由我開始講課,介紹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之後六週,除了楊先生、夏普斯頓先生和我以外陸續有數位講員來到分別授課。學員有三十五位,大多是從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中級幹部,即處科級官員,加上從財政部所屬院校來的講師級老師。課程於四月二十三日結束。我從頭到尾參與這次的課程,一方面是因為這是我調到EDI後第一次上課,另一方面也要瞭解辦班整體過程以便將來辦班時的參考。
在上海六週,住在黃浦區外攤的和平飯店,這是當年最好的飯店之一,另外一家是位於淮海中路(以前著名的霞飛路)的錦江飯店。和平飯店有北院和南院,北院住的多是外賓,我們住北院條件較好。當時大陸採複式匯率,對旅遊方面採用外匯券制度,專供國外人士使用,匯率是美金一元兌換人民幣一點九七元。
和平飯店後面不遠處就是友誼商店,專供外人及華僑用外匯券購物,以國外的生活水準而言東西很便宜。當時大學老師的薪水,除了一些老教授最高每月可領到三百元人民幣,一般老師的月薪只有大約一至二百,工人可能只能領到五十到七十五元。旅館每夜的宿費約四十元,飯食大都在和平飯店八樓餐廳解決。這個餐廳在當時算是有名的上海菜餐廳,廚師手藝算是一流。飯店地下室有理髮廳,由一揚州老師傅負責,價格也很便宜(理髮及半身按摩費時將近兩小時只費八點六元,洗髮吹風一點六元,在街上理髮只要五角)。
我與楊先生每天一起吃飯上課,夏普斯頓先生則偶爾會加入我們吃飯陣營。有一晚上我們三人所點的菜如下:扒鴨一隻、桂魚一尾、青菜一盤、肉絲筍片湯,加上白飯,共計三十四元,合美金約十七元(新台幣約七百元),以旅館的價位對我們而言還算合理,但本地人則吃不起,他們在一般餐廳用餐就便宜多了。財院每天派車來接我們去上課,車程約二十分鐘,中午送我們回來休息後,下午再去。課餘和週末財院則安排旅遊節目;我們到過市區或近郊的豫園(城隍廟商業區)和玉佛寺等地,也到杭州、蘇州及無錫旅遊。
當時上海市區建築老舊,大多是一九四九前的建築;郊區才開始有新建築。二次大戰前,上海市區為列強瓜分為租借區,分為日本區、法國區、英國區和德國區。南京東路一帶屬於英國區,淮海中路屬法國區,四川中路屬日本區。和平飯店在原來之英國區,建築反映英國風味。財院位於原日本區,有不少日式建築,其中有虹口公園,內有文學家魯迅之墓。
南京東路和淮海中路一向商業繁盛,是上海最熱鬧的兩條街。據估計,每天在南京東路靠近外灘這一段行走的人就有一百萬,可說是人頭鑽動,摩肩擦踵。路邊還預留小洞讓人吐痰。每天一早,外灘就擠滿來散步運動的人潮。外灘在南京東路口,憑臨黃浦江,對案就是浦東地區,當時尚未開發,一片低地,人煙稀少,過去有定時渡輪可通。
每天早上在外灘最引人注目的是集體練太極拳,由義務指導發口令,多時有上百人參加。旅客也可進去,沒人管。外灘旁有一公園,就是著名的黃浦公園,在英租界區時代,傳說公園門口掛有一牌,上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現在大家都可買票進入,當時票價是人民幣五分。
外灘與黃浦公園在入夜後有一奇景,就是無數的情侶在外灘憑黃浦江邊的欄杆旁排成約一公里長隊伍在談情說愛。他們都是面對浦東,背對行人。晚餐後我們喜歡到外灘散步,並欣賞這些人潮。公園內石椅上更是座無虛席,都是情侶。主要原因是市內可供男女約會的地點不多,來公園一來人多,而來經濟實惠,所以成為約會的好地方。據說當時有退休的員工擔任義警,每到晚上十點就會手拿手電筒在黃浦公園內巡視,見到還沒離開的情侶,還會用手電筒照他們,叫他們:「太晚了,快回家。」
在上海期間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福州街的新華書店,從和平飯店步行仍須約二十分鐘才能走到。大陸國營的新華書店在上海及北京的門面都很大,都有約四層樓。當時書架很便宜,我曾一口氣買了十本經濟方面的書(多是與大陸流行的馬克斯政治經暨有關,少有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共只花人民幣十二元。不過有一套紅樓夢,經大陸學者整理過的「脂胭齋重評石頭記」重印乙卯本,以線裝書方式發行,定價五十八元(約合美金三十元)是我買到最貴的書。另外還有科技書店及外文書店也頗具規模,但不如新華書店大。每個書店都擠滿人,可見國人好學之風。來買書的外地人也很多,他們都藉著到上海出差的機會買書回去。
上海的雜技團表演是值得觀賞的節目,地點在上海雜技劇院,終年都有演出。約有三十位受過特別訓練的團員表演民間藝術如疊羅漢,竹竿頂碗碟等,配上音樂及鮮豔衣裳,驚而不險,水準很高。劇場為圓形,演出時間約兩小時,外賓不少。看後印象深刻。之後在北京也看過北京團的演出,覺得這些雜技是中國文化的精彩一部份。另外的娛樂節目是和楊先生去觀賞京劇(即平劇),地點在勞動劇場,票價才八角。我們看的劇目是玉堂春,即妓女蘇三與王公子的故事,我不懂京劇,經楊先生解說,稍微開竅。
次年(一九八四)的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七日與上海財院合辦「一般投資項目計畫」(General Project Planning)課程又到上海。這次與著名經濟學家James Henderson教授同行一同教課。他與Quant 教授曾合寫過一本六十及七十年代很通行的個體經濟學教科書Microeconomic Theory-A Mathematical Approach。他的夫人Anne Krueger時任世行研究部副行長兼總經濟師,兩人都從明尼蘇達大學請假到華府,他被聘為EDI顧問。我們兩人分別授課,從他那裡學習到不少經濟學界的事(他已於數年前在Duke大學任內去世)。
我們這次住在和平飯店南院,因北院已客滿。南院條件比北院差,價格則較便宜,一天約人民幣四十元(已開始貶值)。 這時上海已開始有些改變,例如晚上開車必須開大燈,服裝也有一點點變化。我又去觀賞一次雜技表演。時隔一年仍覺表演精彩;票價是一元。
一九八五三月至四月在上海與財院合辦國際經濟管理培訓班,我對上海就熟悉多了。以後幾年我每年都會去上海一兩次,也開始見到少數台灣同胞到來;初期拿台胞證住宿費用還有打折。現代化旅館也逐漸興建,如希爾頓,西拉頓等國際連鎖旅館都在上海建館,費用比照國際標準。
虹橋機場也在擴建。在世行工作期間我最後一次到上海是一九九○年,剛好在天安門事件後一年,大陸全地仍籠罩著這事件的後遺陰影。這時上財已遷往國定路新校區,佔地廣,建築新。八○年代每次去上海,覺得它都有變化,但總體而言,又覺得變化不算太大,也許是經常去而不覺得其變化的迅速。
一九九九年十月從台灣經香港飛上海參加台大經濟系同班聚會,由同學黃維祝兄與助手親臨虹橋機場迎接。機場已是現代化建築,機場外高樓擠立,人潮洶湧。坐上小巴士我們走進上海到南京高速公路直往蘇州,只費時四十分鐘就到目的地。黃兄在蘇州開設羅馬磁磚工廠,自己建有招待所,設備一流。
第二天,他租一巴士司機帶我們同學去外灘和浦東做半日游。外灘上鋪滿地磚,乾淨清爽。有新建隧道直通浦東。從浦東新建金融大廈向南京東路及外灘觀望,我看見了綠瓦覆蓋的和平飯店,及無數的高樓大廈,不禁百感交集。上海國際機場也正將要由虹橋移到新建的浦東機場。
距最近一次來上海是一九九○的事,十年不見,上海已脫胎換骨成了相當先進的城市。高樓大廈取代了昔日的老舊建築,現代化的馬路隧道取代了當年年久失修的道路。上海又成了中國的標竿都市。
第一次到上海我剛好快滿四十歲,兩岸關係仍然緊繃;而此番重遊已是快步入花甲年歲,兩岸關係在一九八七台灣解除戒嚴後已解凍,台商到處可見,聽說目前有三十萬台胞住在上海。
二○○○年四月初隨當時校長牟宗燦教授去杭州開會及訪問上海東華大學。我帶著內人與本系鄭治明院長夫婦也一起去蘇州參訪黃維祝兄的工廠並訪問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這是內人第一次去中國,一切都感新鮮。
在上海我們住新錦江飯店,靠近熱鬧的淮海中路。原是老錦江飯店,現經過翻修改建已是一流旅館。而淮海中路兩旁的商店也已不輸先進國家大都市的街道。店員都是笑容滿面,客氣可親,與八○年代時的冷漠比較簡直是兩個世界。我們去福州街的上海書城買書,原來就是以前的新華書店,已改建煥然一新,規模宏大,是我旅行各國看過的最大書店。買了約十幾本書,費人民幣六百元(美金七十三元)。大陸人民所得已提高不少,以美元換算雖然偏低,但物價仍算便宜,以購買力平價方式計算,其實際匯率可能是一元人民幣抵一元美金。
回首前塵我很欣慰我曾經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浪潮中參與一點心力。上海從殖民時代的繁榮後曾昏睡將近半世紀,它現在又站起來了。我覺得在政治立場上我們也許有不同的感受,但我們不能逃避現實。預期大陸的經濟將繼續快速發展,有如七○年代台灣的高速成長一樣,而台灣的經濟已達高所得水準,成長速度不會太快,其發展也不能獨立於大陸。上海是大陸經濟起飛的標竿,一直生活在上海的當地人或在九○年代前後才去大陸的台商也許沒有我這種經驗:將昔日與今日作個跳躍式的對比,我看到兩幅(或好幾幅)非常不同的舊新世界的圖畫。這兩幅圖畫往往使我情緒激動,悲喜莫名。
最後要提的是,我數度與楊叔進先生一起到中國─上海或北京─上課。他於一九八六年二度自世行退休,轉到天津南開大學創辦國際經濟研究所,對提升大陸經濟學水準和提供經濟改革政策與方案頗多貢獻。楊先生在九○年代後因年事已高,就較少去大陸。二○○一年四月四日病逝於華府(生於一九一七十一月二十日,享年八十四歲)。
在楊先生去世近一年,僅以本文紀念經濟學前輩楊叔進先生。
溫英幹
(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
登於美國中文僑報「華府郵報」3.22.2002, P.14;
「密西根新聞」6.14.2002, P.11轉載。
一九八三年春我代表世界銀行經濟發展學院(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 EDI,現已改制為World Bank Institute) 參加在上海財經學院舉辦第二期為期六週的國民經濟管理培訓班課程(National Economic Management Course),自三月十四日開始,四月二十三日結束。
這個培訓班由剛自世界銀行退休,擔任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總署(UNDP)中國合作培訓計畫首任主任楊叔進先生擔任班主任(course director),我為合作班主任(co-director也就是副班主任)。安排的講員除了楊先生和我以外,包括世行的專家和自美國及日本請來的專家。我於三月九日與楊先生聯袂啟程飛往上海。從華府杜勒斯機場搭聯合航空到舊金山,次日改搭日航抵成田,三月十二日楊先生與我和另一位EDI同事夏普斯頓(Michael Sharpston,英國人)先生會合於成田機場,改搭中國民航的波音727飛機飛了三小時安抵上海虹橋機場。
當時的機場尚未改建,規模很小,剛好另一架國泰班機也從香港同時抵達,旅客擁擠在一起,我們三位花了兩個小時才辦完通關手續。初到上海,看到機場到處是著綠色軍服的警衛,對來自台灣的我看來很不習慣。。入關前有一大招牌寫的是邊防檢查部Frontier Defense,令旅客怵目驚心。行李檢查很嚴,帶照相機或是設備進去,要填寫表格,並在出關時驗明帶出國,不然會被令繳交關稅。取行李的地方也沒有裝設行李轉盤,一切設施都很陳舊。一出海關門口就見到上海財經管理學院的王松年教授和外事處李處長及助理小曾來接機。機場外房子不多,道路簡陋。我們三人被安排住在位於南京東路口外灘的和平飯店。
三月十四日到財院參加培訓班開幕式,並開始上課。當時的院長是姚耐教授,年紀很大,不良於行。我們與他見面後,開幕式由兩位副院長郭森麒及龔浩成教授主持。早上十點由我開始講課,介紹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之後六週,除了楊先生、夏普斯頓先生和我以外陸續有數位講員來到分別授課。學員有三十五位,大多是從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中級幹部,即處科級官員,加上從財政部所屬院校來的講師級老師。課程於四月二十三日結束。我從頭到尾參與這次的課程,一方面是因為這是我調到EDI後第一次上課,另一方面也要瞭解辦班整體過程以便將來辦班時的參考。
在上海六週,住在黃浦區外攤的和平飯店,這是當年最好的飯店之一,另外一家是位於淮海中路(以前著名的霞飛路)的錦江飯店。和平飯店有北院和南院,北院住的多是外賓,我們住北院條件較好。當時大陸採複式匯率,對旅遊方面採用外匯券制度,專供國外人士使用,匯率是美金一元兌換人民幣一點九七元。
和平飯店後面不遠處就是友誼商店,專供外人及華僑用外匯券購物,以國外的生活水準而言東西很便宜。當時大學老師的薪水,除了一些老教授最高每月可領到三百元人民幣,一般老師的月薪只有大約一至二百,工人可能只能領到五十到七十五元。旅館每夜的宿費約四十元,飯食大都在和平飯店八樓餐廳解決。這個餐廳在當時算是有名的上海菜餐廳,廚師手藝算是一流。飯店地下室有理髮廳,由一揚州老師傅負責,價格也很便宜(理髮及半身按摩費時將近兩小時只費八點六元,洗髮吹風一點六元,在街上理髮只要五角)。
我與楊先生每天一起吃飯上課,夏普斯頓先生則偶爾會加入我們吃飯陣營。有一晚上我們三人所點的菜如下:扒鴨一隻、桂魚一尾、青菜一盤、肉絲筍片湯,加上白飯,共計三十四元,合美金約十七元(新台幣約七百元),以旅館的價位對我們而言還算合理,但本地人則吃不起,他們在一般餐廳用餐就便宜多了。財院每天派車來接我們去上課,車程約二十分鐘,中午送我們回來休息後,下午再去。課餘和週末財院則安排旅遊節目;我們到過市區或近郊的豫園(城隍廟商業區)和玉佛寺等地,也到杭州、蘇州及無錫旅遊。
當時上海市區建築老舊,大多是一九四九前的建築;郊區才開始有新建築。二次大戰前,上海市區為列強瓜分為租借區,分為日本區、法國區、英國區和德國區。南京東路一帶屬於英國區,淮海中路屬法國區,四川中路屬日本區。和平飯店在原來之英國區,建築反映英國風味。財院位於原日本區,有不少日式建築,其中有虹口公園,內有文學家魯迅之墓。
南京東路和淮海中路一向商業繁盛,是上海最熱鬧的兩條街。據估計,每天在南京東路靠近外灘這一段行走的人就有一百萬,可說是人頭鑽動,摩肩擦踵。路邊還預留小洞讓人吐痰。每天一早,外灘就擠滿來散步運動的人潮。外灘在南京東路口,憑臨黃浦江,對案就是浦東地區,當時尚未開發,一片低地,人煙稀少,過去有定時渡輪可通。
每天早上在外灘最引人注目的是集體練太極拳,由義務指導發口令,多時有上百人參加。旅客也可進去,沒人管。外灘旁有一公園,就是著名的黃浦公園,在英租界區時代,傳說公園門口掛有一牌,上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現在大家都可買票進入,當時票價是人民幣五分。
外灘與黃浦公園在入夜後有一奇景,就是無數的情侶在外灘憑黃浦江邊的欄杆旁排成約一公里長隊伍在談情說愛。他們都是面對浦東,背對行人。晚餐後我們喜歡到外灘散步,並欣賞這些人潮。公園內石椅上更是座無虛席,都是情侶。主要原因是市內可供男女約會的地點不多,來公園一來人多,而來經濟實惠,所以成為約會的好地方。據說當時有退休的員工擔任義警,每到晚上十點就會手拿手電筒在黃浦公園內巡視,見到還沒離開的情侶,還會用手電筒照他們,叫他們:「太晚了,快回家。」
在上海期間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福州街的新華書店,從和平飯店步行仍須約二十分鐘才能走到。大陸國營的新華書店在上海及北京的門面都很大,都有約四層樓。當時書架很便宜,我曾一口氣買了十本經濟方面的書(多是與大陸流行的馬克斯政治經暨有關,少有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共只花人民幣十二元。不過有一套紅樓夢,經大陸學者整理過的「脂胭齋重評石頭記」重印乙卯本,以線裝書方式發行,定價五十八元(約合美金三十元)是我買到最貴的書。另外還有科技書店及外文書店也頗具規模,但不如新華書店大。每個書店都擠滿人,可見國人好學之風。來買書的外地人也很多,他們都藉著到上海出差的機會買書回去。
上海的雜技團表演是值得觀賞的節目,地點在上海雜技劇院,終年都有演出。約有三十位受過特別訓練的團員表演民間藝術如疊羅漢,竹竿頂碗碟等,配上音樂及鮮豔衣裳,驚而不險,水準很高。劇場為圓形,演出時間約兩小時,外賓不少。看後印象深刻。之後在北京也看過北京團的演出,覺得這些雜技是中國文化的精彩一部份。另外的娛樂節目是和楊先生去觀賞京劇(即平劇),地點在勞動劇場,票價才八角。我們看的劇目是玉堂春,即妓女蘇三與王公子的故事,我不懂京劇,經楊先生解說,稍微開竅。
次年(一九八四)的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七日與上海財院合辦「一般投資項目計畫」(General Project Planning)課程又到上海。這次與著名經濟學家James Henderson教授同行一同教課。他與Quant 教授曾合寫過一本六十及七十年代很通行的個體經濟學教科書Microeconomic Theory-A Mathematical Approach。他的夫人Anne Krueger時任世行研究部副行長兼總經濟師,兩人都從明尼蘇達大學請假到華府,他被聘為EDI顧問。我們兩人分別授課,從他那裡學習到不少經濟學界的事(他已於數年前在Duke大學任內去世)。
我們這次住在和平飯店南院,因北院已客滿。南院條件比北院差,價格則較便宜,一天約人民幣四十元(已開始貶值)。 這時上海已開始有些改變,例如晚上開車必須開大燈,服裝也有一點點變化。我又去觀賞一次雜技表演。時隔一年仍覺表演精彩;票價是一元。
一九八五三月至四月在上海與財院合辦國際經濟管理培訓班,我對上海就熟悉多了。以後幾年我每年都會去上海一兩次,也開始見到少數台灣同胞到來;初期拿台胞證住宿費用還有打折。現代化旅館也逐漸興建,如希爾頓,西拉頓等國際連鎖旅館都在上海建館,費用比照國際標準。
虹橋機場也在擴建。在世行工作期間我最後一次到上海是一九九○年,剛好在天安門事件後一年,大陸全地仍籠罩著這事件的後遺陰影。這時上財已遷往國定路新校區,佔地廣,建築新。八○年代每次去上海,覺得它都有變化,但總體而言,又覺得變化不算太大,也許是經常去而不覺得其變化的迅速。
一九九九年十月從台灣經香港飛上海參加台大經濟系同班聚會,由同學黃維祝兄與助手親臨虹橋機場迎接。機場已是現代化建築,機場外高樓擠立,人潮洶湧。坐上小巴士我們走進上海到南京高速公路直往蘇州,只費時四十分鐘就到目的地。黃兄在蘇州開設羅馬磁磚工廠,自己建有招待所,設備一流。
第二天,他租一巴士司機帶我們同學去外灘和浦東做半日游。外灘上鋪滿地磚,乾淨清爽。有新建隧道直通浦東。從浦東新建金融大廈向南京東路及外灘觀望,我看見了綠瓦覆蓋的和平飯店,及無數的高樓大廈,不禁百感交集。上海國際機場也正將要由虹橋移到新建的浦東機場。
距最近一次來上海是一九九○的事,十年不見,上海已脫胎換骨成了相當先進的城市。高樓大廈取代了昔日的老舊建築,現代化的馬路隧道取代了當年年久失修的道路。上海又成了中國的標竿都市。
第一次到上海我剛好快滿四十歲,兩岸關係仍然緊繃;而此番重遊已是快步入花甲年歲,兩岸關係在一九八七台灣解除戒嚴後已解凍,台商到處可見,聽說目前有三十萬台胞住在上海。
二○○○年四月初隨當時校長牟宗燦教授去杭州開會及訪問上海東華大學。我帶著內人與本系鄭治明院長夫婦也一起去蘇州參訪黃維祝兄的工廠並訪問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這是內人第一次去中國,一切都感新鮮。
在上海我們住新錦江飯店,靠近熱鬧的淮海中路。原是老錦江飯店,現經過翻修改建已是一流旅館。而淮海中路兩旁的商店也已不輸先進國家大都市的街道。店員都是笑容滿面,客氣可親,與八○年代時的冷漠比較簡直是兩個世界。我們去福州街的上海書城買書,原來就是以前的新華書店,已改建煥然一新,規模宏大,是我旅行各國看過的最大書店。買了約十幾本書,費人民幣六百元(美金七十三元)。大陸人民所得已提高不少,以美元換算雖然偏低,但物價仍算便宜,以購買力平價方式計算,其實際匯率可能是一元人民幣抵一元美金。
回首前塵我很欣慰我曾經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浪潮中參與一點心力。上海從殖民時代的繁榮後曾昏睡將近半世紀,它現在又站起來了。我覺得在政治立場上我們也許有不同的感受,但我們不能逃避現實。預期大陸的經濟將繼續快速發展,有如七○年代台灣的高速成長一樣,而台灣的經濟已達高所得水準,成長速度不會太快,其發展也不能獨立於大陸。上海是大陸經濟起飛的標竿,一直生活在上海的當地人或在九○年代前後才去大陸的台商也許沒有我這種經驗:將昔日與今日作個跳躍式的對比,我看到兩幅(或好幾幅)非常不同的舊新世界的圖畫。這兩幅圖畫往往使我情緒激動,悲喜莫名。
最後要提的是,我數度與楊叔進先生一起到中國─上海或北京─上課。他於一九八六年二度自世行退休,轉到天津南開大學創辦國際經濟研究所,對提升大陸經濟學水準和提供經濟改革政策與方案頗多貢獻。楊先生在九○年代後因年事已高,就較少去大陸。二○○一年四月四日病逝於華府(生於一九一七十一月二十日,享年八十四歲)。
在楊先生去世近一年,僅以本文紀念經濟學前輩楊叔進先生。
2008年6月1日 星期日
初中─竹東中學─回憶
青澀年少憶東中 (1958-1959)
溫英幹
(本文之精簡版登載於「國立竹東中學」慶祝60週年校慶特刊中(2006年)。本文文末附上當時同年級,一直是我好友,曾廣森先生之回憶文章。6/01/2008整理。
轉學東中
我於1943年生於竹東鎮,那時在二次大戰期間末期。我是道地客家子弟,先祖於清乾隆時代來台墾荒,後定居於新竹縣橫山鄉。父親(溫安谷先生)在日據時代畢業於台北第二師範,原是小學老師,光復後調到內灣國小擔任教務主任,1949年調升橫山鄉沙坑國小校長,我們全家因而從內灣移到沙坑,我也在沙坑國小就讀到畢業。1956年我畢業時,教育部在當時張其昀部長的規劃下,以新竹縣作為小學升初中免試升學的試辦區(那時好像還沒有「國中」的名稱)。由於學區不同,我們沒有資格進入最近的縣立竹東中學,橫山鄉原先沒有中等學校,為了免試升學,匆忙設立一所橫山初中,父親擔心新設的初中品質不良,因此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學張建平考入省立中壢中學初中部。
當年父親雖貴為一校之長,薪水是非常微薄的,照顧當時一家九口的生活已經不容易了,實在無力負擔我在外地求學的「龐大」住宿費用(月薪不到1000元,我的外宿費用大約要接近200元)。父親就想辦法將我與建平的戶籍遷到竹東鎮,讓我們從壢中轉學到竹東中學初中部。就這樣,於1958年二月,我和建平在壢中讀了一年半後,轉學到竹東中學初中部,但我和建平仍住在橫山鄉下家中,每天搭巴士上下學。
那時東中除高中部外,還有初中部。我與建平都被編到初二丁班,據說是初中二年級幾個班裡平均成績最差的一班。當時是依能力分班,以及男女分班。大概是甲、乙是女生班,丙、丁、戊是男生班;另外,初二己班是實驗班,男女合班。到初三才又再行編班,除實驗班成為初三甲班,男女合班外,初三乙、丙兩班為男生班。其他女生全都到山下女生部,由瞿惠生老師擔任分部主任。而校本部除了高中部及初三之外,初中部初一、初二都是男生班。(1959年秋,教育部實施審辦高中,縣辦初中,東中校本部變成省立竹東中學,分部成為縣立竹東國中。)
我們兩人編入的初二丁班,導師是彭文夢神先生(三十九歲),教我們音樂。蔣琳老師(四十歲,原籍江蘇淮安)教國文;孔昭楊老師(三十三歲,原籍河南新安),幾何;胡雲亭,地理;黎西河老師,體育與童子軍;劉嵒鉅, 代數。其他科目老師都不復記憶了。(其他老師見曾廣森「東中回憶」一文。)
初二導師(彭文夢神先生)
彭文老師是音樂老師,也是我初二己班的導師。除了教我們音樂外,在生活上也給我們許多指導,是我在初中時給我印象很深、很好的老師。他經常利用上課或導師時間教導我們(也可說是訓話)。以下對話是從我的日記抄下來的:
「把你用一千遍用功的時間來背誦一個單字或解一個代數題目更有用!」「我常常告訴你們,做一件事情要有耐心和努力;我們要把注意力集中來唸書才可以。」那陣子我幾乎每天在對自己說「用功」,但卻沒什麼表現,老是東摸西摸,胡思亂想,準備功課就很沒有效率。彭文老師的話有如一根刺激勵我讀書。
當時的校長是本地教育家蘇瑞麟先生,從無到有,篳路藍縷,創辦竹東中學,從初中到高中,嘉惠地方子弟。彭文老師有一天對我們說:「蘇校長非常努力,時常讀書。有一天我看他讀一本英語課本,就問他說:『你不是會唸英文嗎?』他答道:『會唸不一定懂。』他又向我反問:『你對音樂很有才能,不必太辛苦研究啦。』我說:『不行,不研究不會進步的。』他說:『這就對了。』從這對話就知道蘇校長的為人了。」現在看來還很有意義。蘇校長也是很有智慧、有辯才的人。
那年端午節,彭文老師說:「端午節我是沒有吃粽子的。小孩子全去我岳母家去了,所以我們不必包粽子。在你們沒有粽子吃的時候我們有粽子;在你們沒有雞肉吃的時候,我去殺雞來吃。過節時,一次殺幾隻雞,放得臭了,再來請別人吃,人家是不吃的。所以你們要破除這迷信。人家說農曆新年初三不可殺雞,但我家照殺不誤。」那時沒有什麼冰箱冷凍設備,彭文老師有這種先進不俗的看法,我至今仍然佩服。
1987年八月彭文老師來美國探親,到馬利蘭州洛克威爾地區離我住處不遠的友人曾萃玲老師家訪問。(曾老師為洛克威爾地區華人圈有名的鋼琴老師,其父親曾金榮先生當年為新竹縣教育局督學,與家父及彭文老師都是很熟悉的朋友,母親李櫻妹老師,就是我們東中初中部的老師,但沒教過我。)我應邀去看他。一進入曾老師的家門口,他看見我,就笑說:「我以為溫安谷校長來了。你和令尊長得很像。」我當面向他道謝當年教導之恩,不過也有點納悶,在他擔任我的導師那學期,家父和他都沒有對我提過他們是好朋友。將近半世紀,現在我仍然對彭文老師滿懷感激,他的確是一位好老師。
初二生活
我們這班學生成績算是較差的,裡面也有很多調皮搗蛋的學生,初中生大概都比較叛逆吧,有時還會和老師公開頂嘴。有一位女老師陳燕娘,甫自大學畢業,長得嬌小美麗,教我們英文,有時同學會開她玩笑,甚至和她吵架、頂嘴,害她哭笑不得。其實陳老師與我還有親戚關係,她父親是我祖母之親弟弟,五舅公鄧耀基先生,因此她也是我的表姑媽。記得初二下有一天下午(正確日期為1958年七月五日)我在沙坑村鄉下公路旁雜貨店閒逛,剛好她回沙坑五舅公家省親,搭巴士離開回竹東,見到我還笑著對我溫言寒暄,我很有禮貌的回應,後來才發現自己下半身只穿一條內褲,上半身為汗衫,有點不好意思(當時生活環境不佳,小孩穿內褲在鄉下走來走去是常態)。不久她就離開竹東中學,到台北做事,結婚,以後就沒有她的音訊了,但到現在這位陳老師,也是我表姑媽,嬌小美麗的身影、溫和軟語的雅姿,仍然使我印象深刻。
初二下學期結束後,我拿到成績單,有學年平均成績,卻沒有名次。我就持成績單找教務主任鄭棉壽先生(三十八歲,福建龍溪人),他調出成績後,在我的成績單名次欄大寫「壹」字,我竟然是初二丁班第一名。大概是因為成績較好,初三我就被調到績優班的乙班,由孔昭陽先生擔任導師。建平則仍分在丙班,後來沒有升學,作裁縫師,也有一技之長。
初三改班
初三時學校有大改組, 所有女生都到山下分部去了。以前的己班成為甲班,仍舊為男女合班的實驗班。成績較好的戊班,現在成為乙班。其餘的男生合併成為丙班,算是不打算升學的放牛班。我和幾位同學被編到成績較好的乙班。與我一起到新的乙班的有廖雲志、余繼林(後早歿)、羅吉春、彭盛義、鄒正茂(是我大姑媽的兒子,表兄)及呂德修。導師為孔昭陽,教幾何,國文為陳棟材(二十九歲,福建廈門),英文為教務主任鄭棉壽(三十八歲,福建龍溪),及蘇校長合教(校長教一節,鄭主任教五節),地理為羅光明(三十一歲),理化劉東星(三十二歲,天津市),生理衛生金銳光(三十九歲,湖南邵陽)。
初三導師(孔昭陽先生)
導師孔昭陽,本是海軍軍官,提早退役,在一家國營公司做事過,因故對公司不滿,辭職轉來本校任教。他我在初中時的學科啟蒙老師。我轉到東中時,吃虧的是數學與理化兩門課。初二下,東中已經開始教第二學期的幾何,由孔老師教。壢中初二上學期還沒開始教幾何,所以我和建平對於第二學期的幾何根本不懂。第一次幾何平常考,我糊里糊塗亂寫答案,本以為不及格,沒想到竟然得到班上最高分,被孔老師注意到了,還當眾誇讚我一番。
另外,我在壢中並沒有打好英文的底子,在東中分到較差的一班,更是沒有多大進步,因此我的英文成績一直不好,影響到我後來出國時,吃虧很多。理化的進度也不相同。(高中時我的化學也很差,與初中基礎沒有打好有關。) 倒是我的數學相當不錯。小學算數都是班上第一,到了初二開始上代數,我的潛力就發揮出來了。初三為數學競試,我得到初三組代數冠軍,奠定以後我在高中及大學,以及讀研究所,數學成績優秀的基礎,對我以後修習經濟學專業有很大的幫助。
擔任初三乙班的導師,孔老師很關懷學生,曾關起門來向我們這男生班,解釋青春期生理變化時應注意的事項。當時老師新婚不久,在同學的鼓譟下,向我們透露如何與師母認識、追求她,最後結成連理的經過,我們這些小蘿蔔頭聽得如醉如痴,有如讀一本浪漫小說。
孔老師是位外省人(原籍河南新安),卻將一生奉獻在新竹一個客家小鎮的初中裡,退休後仍住在學校宿舍裡。我出國後,有時自美返台回到新竹鄉下,仍會設法去探望他和師母。舍弟英文也是他的學生,我們倆多半會一起去。每次師母都準備一些點心招待我們,他們永遠顯得年輕優雅。
2003年九月底,我剛好在新竹,打電話向他問候,並問師母好。沒想到,電話中傳來他平靜的聲音:「她最近過世了。」我一時呆住了!師母美麗端莊的樣子仍在眼前,怎麼這麼快就走了?忽然想起,這時他們已年近八十了。不論我在何時何地,都會記得他這位老師,因為他曾在我們年輕時付出關愛,有如澆水在含苞待放的花木。目前孔老師已經搬到桃園女兒家住,頤養天年。(對孔老師的感激懷念,我曾經寫一篇文章「吾念吾師」,收在台北天恩出版社《心園雅歌》一書,2004年五月初版。),
初三生活
轉到東中後,我就住在沙坑家中,也是父親任校長的宿舍,每天坐新竹客運經營的巴士上下課。當時大姊絢美在新竹客運擔任車掌,住在內灣,假日才回家。賺的薪水大都拿回家貼補家用。大姊初中畢業後,因家境不好,放棄升學,開始做事,後來遇見大姊夫曾前富,內灣人,也是客家;她結婚後努力持家,生有四個小孩,一男三女,都有所成,特別是她婆婆晚年癱瘓十數年,都由大姊任勞任怨照顧,曾獲得模範母親匾額,是一位了不起的賢德女人。
當時大哥英樹剛從台北師範音樂科畢業,在竹東國小實習,和我一起搭公車上班。有一次(確切日期為1958年五月二十三日)大哥稍微遲到一點,巴士已來,我上了車,回頭看到大哥拼命在車後跑步追趕巴士,雖然女車掌示意,但巴士司機(姓姜)卻不肯停車,以致大哥只好搭下一班(可能一個小時以後),遲到上班。我年紀小,也不敢說話,只能望影興嘆,我的眼淚也差點掉下來。那天大哥在追車長跑的型態,一直浮在眼前,因為此事,我心情低落,無心看書。早年車輛很少,也沒有私家車,沒趕上公車,只好遲到,而遲到是相當嚴重的事。這件事我一直記得,而且對那位巴士司機很不諒解。這也體現出華人不肯變通的個性。有時看報紙會看到「好心的司機」,所謂好心,就是會體貼別人的人。如果真的要和這位司機理論,遲到的人也沒理由贏得辯論,因為司機本身這種行為也沒錯,他是依規定而行,只是這種人沒有人情味,也是沒趣的人。法外人情,司機大可停一下車子讓大哥上來。後來我寫一篇文章記述此事,為了求證,打電話給大哥,他卻說已經不記得了。(「童年的情、理、法」, 收在台北天恩出版社出版《晨曦心影》一書, 2005年六月出版。)
大哥長我五歲,經常鼓勵叮嚀我要用功。但是我在初中時老是花很多時間讀課外書,本科的書倒少專心。大哥勸我不要讀小說,將時間放在書本上。他也不贊成我隨他和父親的腳步去讀師範,而鼓勵我去考大學。大哥的督促與愛心的培養使我後來稍有所成,其功不可沒。
搬到竹東
初三上開學後 (1958年九月中),報紙上登載新竹縣國小校長輪調的消息,裡面也有父親的名字,他將從沙坑國小調到新竹市光復路上,埔頂地區的龍山國小。由峨眉國小的鄭書聲校長調沙坑國小。在沙坑地區,這是大新聞。每天都有地方人士及國小老師來家裡向父親致意,有恭喜的,有不捨得的。但接下來就是搬家。龍山靠近新竹市,生活費用較高,學校沒有宿舍。考慮到我在東中上學,大哥在竹東國小教書,大姊在內灣,靠近竹東,因此決定先搬到竹東鎮。還沒搬家前,父親做了調查,房子每月租金一百八十元,當時已經很貴了。但後來決定搬的地方是竹東鎮東華里東寧路五二一巷八號,為三間房,兩間為臥室,一間飯廳間客廳,租金每月三百元,而父親薪資每月不到一千元,房租是一大負擔。幸好,當時大哥大姊都在做事,可以稍稍幫忙。租處靠近竹東中學及竹東國小,只有地面一層,房東姓吳,是竹東世家。另外一邊隔成另一家,也是相似的格局。廁所似乎在外邊,多家共用。1958年十月,我們搬到竹東鎮租屋而住。弟妹紛紛轉學到竹東國小。
住在竹東,沒有通車之苦,我經常留在學校讀書。不過常常不專心讀,有時會看小說,文學作品。大哥經常督促我用功,要我專心讀書,考上新竹省中。初三上我的成績列在全班第十名,成績最好的是幾何、代數及公民,英語常在不及格邊緣。下學期我就努力多了。
比賽、投稿
初二下時曾被推舉參加訓導處舉辦的辯論賽,時為五月間。高中組題目為「反攻時期民眾力量重於軍事力量」。初中組題目為「品德重於學問」。評定結果我獲得初中組第二名,也得到團體優勝乙組(反面)。我得到的獎品,除了獎狀外,是一個筆記夾子及一本信紙,約有當時新台幣十元的價值。當時還是高唱反攻大陸時期,公共活動及作文都要配合。訓導處在那學期還舉辦「保密防諜演講比賽」,分別有高中、初中兩組獲勝者。初二時國文的「佳作選讀」建議書籍之一是蔣中正總統的「蘇俄在中國」,我讀了一陣子,一直要強迫自己去讀完,但是否讀完已經忘記了。可見當時的讀書風氣。
還有一次的辯論賽(可能是初三時),也推舉我參加,我們正反兩方的題目是「自動與被動哪種重要」。我本身贊成「自動」重要(可能是因文生義),我這組卻抽到「被動」重要,不知如何來準備,後來似乎也用我看來是硬嗷的方式得獎。
當年學生參與學校校刊的編輯寫作,我曾經寫了幾篇短文、小說,都被採用登出。可惜編輯的高中學長不擅校對,登出的文章錯誤百出,不忍卒讀,也是初中的一些不成熟的寫作練習。
日記風波
我曾在初一時就開始寫日記,後來就停了一段時間,那時期的日記也被我燒了,至今後悔莫及。1958年二月轉到東中後,於五月二十二日起又開始寫日記,是自己手裁的空白筆記本,記到七月十五日。之後我買一本「風光日記」是精裝的,開始寫暑假日記,但繼了五十天後,初三上開學時,要求繳交暑假日記(為暑假作業之一),我就把那五十天的日記撕下來,交上去。記得辦事員把所有學生的日記收了,往紙箱一丟。當時年記小,也不知道要回來,就如此繳交。九月八日日記上還寫:「可惜,空忙了五十天的日記,竟在今天註冊時忍痛割下來交給訓導處。割下一剎那,我竟沒有勇氣再寫。所幸,頭腦的意志給我堅強起來,使我再振作起來。」但這振作在幾個星期後就萎縮了,初三寫了一陣子就停停寫寫,到高中之後才較持續,上大學之後,則幾乎每天都記,一直到現在已過花甲之年仍然養成記日記的習慣。
早期不一定每天記載,大學開始就幾乎每天有記。受到胡適終生寫日記的影響,寫日記對我的人格塑造很有幫助。在初中時代及高一,我的人際關係不好,經常受到別人的嘲諷,高二後我就成為較受歡迎的人,與我經常在日記裡反省有關。我小時的脾氣似乎不好,初中時還常打罵弟妹出氣,使父母生氣,或在學校與同學吵架對罵。到高中以後才個性慢慢改變,不會常跟人吵架。高中開始經常寫日記,到大學後每天都寫,現在仍然養成這個習慣,至今已經累積四十五冊日記。(2008年為第48冊;1976年開始每年用一本美國出的Daily Reminder Stabdard Diary,紅皮硬面精裝,據說胡適也用這種日記本,一天一頁,還很方便的。)
考取竹中
1959年夏天初三畢業時報考桃竹苗地區最好的省立新竹中學,放榜時,我們東中這一屆報考的有六個同學被列正取,包括我這班的盧昌平、呂德修,彭錦南,甲班的皇甫河旺、曾廣森、彭明正。我則可能因為某些科成績未達標準,倖列備取第一名。孔老師見到我,笑著拍拍我的肩說:「考得不錯,應該有希望進去。」果然,竹中錄取了所有三十六位備取生。從此離開位居半山、風景秀麗的竹東中學,步入更大的都會新竹市,開始人生另一個重要成長階段。
註:溫英幹校友,縣立竹東中學初中部畢業(1959年夏),之後畢業於省立新竹中學,獲台大經濟系學士、經濟研究所碩士,及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博士等學位。之後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任職於聯合國所屬世界銀行,擔任經濟專家二十多年。1996年起返國在花蓮新設立之國立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暨經濟系任教。曾任該校大陸研究所所長、國經所所長兼經濟系主任。現任該校經濟系專任教授,兼職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理事。溫校友還擁有美國特許財金分析師資格(CFA)以及中華民國證券分析師資格。
附曾廣森先生回憶東中之文章
東中回憶
曾廣森
曾廣森校友:東中初中部畢業(1958),省立新竹中學畢業,後畢業於師大教育系及教育研究所,曾任省立竹東中學教師,台中縣督學、新竹縣政府主任秘書、新竹科學園區主任秘書職。
關於我們初中的生活,確實也是直得回憶的人生階段。我初一、初二都是己班,名叫實驗班,因為竹東中學是美援指定的社會中心實驗學校。我們是白老鼠,未經調查或志願就被指定編到該班,而且是當時少見的男女合班。現在所謂本土教育,我們幾乎半世紀以前就已經實施了。因此我們初中的社會科、自然科是綜合課程,社會科不分歷史、地理、公民都從竹東里鄰開始認識,到新竹縣,再到台灣省。自然科也不分博物、理化、工藝,從學校校園的植物、家禽、動物、木工、板金、車床開始,從近到遠,從潛入深,很有趣味。
初三改組,我被編到甲班仍然是男女合班,也就是說從初一到初三都是實驗性的男女合班。因為需要升學才開始讀一般的歷史、地理、公民、博物、理化。初三分班,校本部只有三班,甲班雖是男女合班,但已無實驗班之實,與全是男生的乙班同為升學班,而丙班也都是男生,被視為就業班。
英幹就讀的初二丁班,是否是初中二年級成績最差的一班,我不知道。但是戊班和己班比較好是事實。己班是實驗班,男女合班,其他各班皆男女分班。
確實初三時所有女生都到山下另成分部,一直到省辦高中、縣辦初中,女生部才獨立為現在的竹東國民中學。在之前,山上的校區(校本部)和山下的分部男女生都屬於竹東中學校總部,畢業典禮時,甚至許多分部也一起,似乎週邊有九所分部。
老師已不復全都記憶。黃傑寰老師教國文;彭玉琹老師教英文;鍾惠孚老師、孔昭陽老師教幾何;劉喦鉅老師、林祺濬老師教代數;瞿惠生老師、羅光明老師教地理;邱德芳老師、陳棟材老師教歷史;彭蘊籓老師教理化;劉德彰老師教體育;賴榮來老師教勞動服務;.蕭如松老師教美術,彭文夢神先生教音樂;.黎西河老師、彭誠晃教童子軍。其他科目老師都不復記憶了?以上名單只憑記憶,也許會張冠李戴。
溫英幹
(本文之精簡版登載於「國立竹東中學」慶祝60週年校慶特刊中(2006年)。本文文末附上當時同年級,一直是我好友,曾廣森先生之回憶文章。6/01/2008整理。
轉學東中
我於1943年生於竹東鎮,那時在二次大戰期間末期。我是道地客家子弟,先祖於清乾隆時代來台墾荒,後定居於新竹縣橫山鄉。父親(溫安谷先生)在日據時代畢業於台北第二師範,原是小學老師,光復後調到內灣國小擔任教務主任,1949年調升橫山鄉沙坑國小校長,我們全家因而從內灣移到沙坑,我也在沙坑國小就讀到畢業。1956年我畢業時,教育部在當時張其昀部長的規劃下,以新竹縣作為小學升初中免試升學的試辦區(那時好像還沒有「國中」的名稱)。由於學區不同,我們沒有資格進入最近的縣立竹東中學,橫山鄉原先沒有中等學校,為了免試升學,匆忙設立一所橫山初中,父親擔心新設的初中品質不良,因此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學張建平考入省立中壢中學初中部。
當年父親雖貴為一校之長,薪水是非常微薄的,照顧當時一家九口的生活已經不容易了,實在無力負擔我在外地求學的「龐大」住宿費用(月薪不到1000元,我的外宿費用大約要接近200元)。父親就想辦法將我與建平的戶籍遷到竹東鎮,讓我們從壢中轉學到竹東中學初中部。就這樣,於1958年二月,我和建平在壢中讀了一年半後,轉學到竹東中學初中部,但我和建平仍住在橫山鄉下家中,每天搭巴士上下學。
那時東中除高中部外,還有初中部。我與建平都被編到初二丁班,據說是初中二年級幾個班裡平均成績最差的一班。當時是依能力分班,以及男女分班。大概是甲、乙是女生班,丙、丁、戊是男生班;另外,初二己班是實驗班,男女合班。到初三才又再行編班,除實驗班成為初三甲班,男女合班外,初三乙、丙兩班為男生班。其他女生全都到山下女生部,由瞿惠生老師擔任分部主任。而校本部除了高中部及初三之外,初中部初一、初二都是男生班。(1959年秋,教育部實施審辦高中,縣辦初中,東中校本部變成省立竹東中學,分部成為縣立竹東國中。)
我們兩人編入的初二丁班,導師是彭文夢神先生(三十九歲),教我們音樂。蔣琳老師(四十歲,原籍江蘇淮安)教國文;孔昭楊老師(三十三歲,原籍河南新安),幾何;胡雲亭,地理;黎西河老師,體育與童子軍;劉嵒鉅, 代數。其他科目老師都不復記憶了。(其他老師見曾廣森「東中回憶」一文。)
初二導師(彭文夢神先生)
彭文老師是音樂老師,也是我初二己班的導師。除了教我們音樂外,在生活上也給我們許多指導,是我在初中時給我印象很深、很好的老師。他經常利用上課或導師時間教導我們(也可說是訓話)。以下對話是從我的日記抄下來的:
「把你用一千遍用功的時間來背誦一個單字或解一個代數題目更有用!」「我常常告訴你們,做一件事情要有耐心和努力;我們要把注意力集中來唸書才可以。」那陣子我幾乎每天在對自己說「用功」,但卻沒什麼表現,老是東摸西摸,胡思亂想,準備功課就很沒有效率。彭文老師的話有如一根刺激勵我讀書。
當時的校長是本地教育家蘇瑞麟先生,從無到有,篳路藍縷,創辦竹東中學,從初中到高中,嘉惠地方子弟。彭文老師有一天對我們說:「蘇校長非常努力,時常讀書。有一天我看他讀一本英語課本,就問他說:『你不是會唸英文嗎?』他答道:『會唸不一定懂。』他又向我反問:『你對音樂很有才能,不必太辛苦研究啦。』我說:『不行,不研究不會進步的。』他說:『這就對了。』從這對話就知道蘇校長的為人了。」現在看來還很有意義。蘇校長也是很有智慧、有辯才的人。
那年端午節,彭文老師說:「端午節我是沒有吃粽子的。小孩子全去我岳母家去了,所以我們不必包粽子。在你們沒有粽子吃的時候我們有粽子;在你們沒有雞肉吃的時候,我去殺雞來吃。過節時,一次殺幾隻雞,放得臭了,再來請別人吃,人家是不吃的。所以你們要破除這迷信。人家說農曆新年初三不可殺雞,但我家照殺不誤。」那時沒有什麼冰箱冷凍設備,彭文老師有這種先進不俗的看法,我至今仍然佩服。
1987年八月彭文老師來美國探親,到馬利蘭州洛克威爾地區離我住處不遠的友人曾萃玲老師家訪問。(曾老師為洛克威爾地區華人圈有名的鋼琴老師,其父親曾金榮先生當年為新竹縣教育局督學,與家父及彭文老師都是很熟悉的朋友,母親李櫻妹老師,就是我們東中初中部的老師,但沒教過我。)我應邀去看他。一進入曾老師的家門口,他看見我,就笑說:「我以為溫安谷校長來了。你和令尊長得很像。」我當面向他道謝當年教導之恩,不過也有點納悶,在他擔任我的導師那學期,家父和他都沒有對我提過他們是好朋友。將近半世紀,現在我仍然對彭文老師滿懷感激,他的確是一位好老師。
初二生活
我們這班學生成績算是較差的,裡面也有很多調皮搗蛋的學生,初中生大概都比較叛逆吧,有時還會和老師公開頂嘴。有一位女老師陳燕娘,甫自大學畢業,長得嬌小美麗,教我們英文,有時同學會開她玩笑,甚至和她吵架、頂嘴,害她哭笑不得。其實陳老師與我還有親戚關係,她父親是我祖母之親弟弟,五舅公鄧耀基先生,因此她也是我的表姑媽。記得初二下有一天下午(正確日期為1958年七月五日)我在沙坑村鄉下公路旁雜貨店閒逛,剛好她回沙坑五舅公家省親,搭巴士離開回竹東,見到我還笑著對我溫言寒暄,我很有禮貌的回應,後來才發現自己下半身只穿一條內褲,上半身為汗衫,有點不好意思(當時生活環境不佳,小孩穿內褲在鄉下走來走去是常態)。不久她就離開竹東中學,到台北做事,結婚,以後就沒有她的音訊了,但到現在這位陳老師,也是我表姑媽,嬌小美麗的身影、溫和軟語的雅姿,仍然使我印象深刻。
初二下學期結束後,我拿到成績單,有學年平均成績,卻沒有名次。我就持成績單找教務主任鄭棉壽先生(三十八歲,福建龍溪人),他調出成績後,在我的成績單名次欄大寫「壹」字,我竟然是初二丁班第一名。大概是因為成績較好,初三我就被調到績優班的乙班,由孔昭陽先生擔任導師。建平則仍分在丙班,後來沒有升學,作裁縫師,也有一技之長。
初三改班
初三時學校有大改組, 所有女生都到山下分部去了。以前的己班成為甲班,仍舊為男女合班的實驗班。成績較好的戊班,現在成為乙班。其餘的男生合併成為丙班,算是不打算升學的放牛班。我和幾位同學被編到成績較好的乙班。與我一起到新的乙班的有廖雲志、余繼林(後早歿)、羅吉春、彭盛義、鄒正茂(是我大姑媽的兒子,表兄)及呂德修。導師為孔昭陽,教幾何,國文為陳棟材(二十九歲,福建廈門),英文為教務主任鄭棉壽(三十八歲,福建龍溪),及蘇校長合教(校長教一節,鄭主任教五節),地理為羅光明(三十一歲),理化劉東星(三十二歲,天津市),生理衛生金銳光(三十九歲,湖南邵陽)。
初三導師(孔昭陽先生)
導師孔昭陽,本是海軍軍官,提早退役,在一家國營公司做事過,因故對公司不滿,辭職轉來本校任教。他我在初中時的學科啟蒙老師。我轉到東中時,吃虧的是數學與理化兩門課。初二下,東中已經開始教第二學期的幾何,由孔老師教。壢中初二上學期還沒開始教幾何,所以我和建平對於第二學期的幾何根本不懂。第一次幾何平常考,我糊里糊塗亂寫答案,本以為不及格,沒想到竟然得到班上最高分,被孔老師注意到了,還當眾誇讚我一番。
另外,我在壢中並沒有打好英文的底子,在東中分到較差的一班,更是沒有多大進步,因此我的英文成績一直不好,影響到我後來出國時,吃虧很多。理化的進度也不相同。(高中時我的化學也很差,與初中基礎沒有打好有關。) 倒是我的數學相當不錯。小學算數都是班上第一,到了初二開始上代數,我的潛力就發揮出來了。初三為數學競試,我得到初三組代數冠軍,奠定以後我在高中及大學,以及讀研究所,數學成績優秀的基礎,對我以後修習經濟學專業有很大的幫助。
擔任初三乙班的導師,孔老師很關懷學生,曾關起門來向我們這男生班,解釋青春期生理變化時應注意的事項。當時老師新婚不久,在同學的鼓譟下,向我們透露如何與師母認識、追求她,最後結成連理的經過,我們這些小蘿蔔頭聽得如醉如痴,有如讀一本浪漫小說。
孔老師是位外省人(原籍河南新安),卻將一生奉獻在新竹一個客家小鎮的初中裡,退休後仍住在學校宿舍裡。我出國後,有時自美返台回到新竹鄉下,仍會設法去探望他和師母。舍弟英文也是他的學生,我們倆多半會一起去。每次師母都準備一些點心招待我們,他們永遠顯得年輕優雅。
2003年九月底,我剛好在新竹,打電話向他問候,並問師母好。沒想到,電話中傳來他平靜的聲音:「她最近過世了。」我一時呆住了!師母美麗端莊的樣子仍在眼前,怎麼這麼快就走了?忽然想起,這時他們已年近八十了。不論我在何時何地,都會記得他這位老師,因為他曾在我們年輕時付出關愛,有如澆水在含苞待放的花木。目前孔老師已經搬到桃園女兒家住,頤養天年。(對孔老師的感激懷念,我曾經寫一篇文章「吾念吾師」,收在台北天恩出版社《心園雅歌》一書,2004年五月初版。),
初三生活
轉到東中後,我就住在沙坑家中,也是父親任校長的宿舍,每天坐新竹客運經營的巴士上下課。當時大姊絢美在新竹客運擔任車掌,住在內灣,假日才回家。賺的薪水大都拿回家貼補家用。大姊初中畢業後,因家境不好,放棄升學,開始做事,後來遇見大姊夫曾前富,內灣人,也是客家;她結婚後努力持家,生有四個小孩,一男三女,都有所成,特別是她婆婆晚年癱瘓十數年,都由大姊任勞任怨照顧,曾獲得模範母親匾額,是一位了不起的賢德女人。
當時大哥英樹剛從台北師範音樂科畢業,在竹東國小實習,和我一起搭公車上班。有一次(確切日期為1958年五月二十三日)大哥稍微遲到一點,巴士已來,我上了車,回頭看到大哥拼命在車後跑步追趕巴士,雖然女車掌示意,但巴士司機(姓姜)卻不肯停車,以致大哥只好搭下一班(可能一個小時以後),遲到上班。我年紀小,也不敢說話,只能望影興嘆,我的眼淚也差點掉下來。那天大哥在追車長跑的型態,一直浮在眼前,因為此事,我心情低落,無心看書。早年車輛很少,也沒有私家車,沒趕上公車,只好遲到,而遲到是相當嚴重的事。這件事我一直記得,而且對那位巴士司機很不諒解。這也體現出華人不肯變通的個性。有時看報紙會看到「好心的司機」,所謂好心,就是會體貼別人的人。如果真的要和這位司機理論,遲到的人也沒理由贏得辯論,因為司機本身這種行為也沒錯,他是依規定而行,只是這種人沒有人情味,也是沒趣的人。法外人情,司機大可停一下車子讓大哥上來。後來我寫一篇文章記述此事,為了求證,打電話給大哥,他卻說已經不記得了。(「童年的情、理、法」, 收在台北天恩出版社出版《晨曦心影》一書, 2005年六月出版。)
大哥長我五歲,經常鼓勵叮嚀我要用功。但是我在初中時老是花很多時間讀課外書,本科的書倒少專心。大哥勸我不要讀小說,將時間放在書本上。他也不贊成我隨他和父親的腳步去讀師範,而鼓勵我去考大學。大哥的督促與愛心的培養使我後來稍有所成,其功不可沒。
搬到竹東
初三上開學後 (1958年九月中),報紙上登載新竹縣國小校長輪調的消息,裡面也有父親的名字,他將從沙坑國小調到新竹市光復路上,埔頂地區的龍山國小。由峨眉國小的鄭書聲校長調沙坑國小。在沙坑地區,這是大新聞。每天都有地方人士及國小老師來家裡向父親致意,有恭喜的,有不捨得的。但接下來就是搬家。龍山靠近新竹市,生活費用較高,學校沒有宿舍。考慮到我在東中上學,大哥在竹東國小教書,大姊在內灣,靠近竹東,因此決定先搬到竹東鎮。還沒搬家前,父親做了調查,房子每月租金一百八十元,當時已經很貴了。但後來決定搬的地方是竹東鎮東華里東寧路五二一巷八號,為三間房,兩間為臥室,一間飯廳間客廳,租金每月三百元,而父親薪資每月不到一千元,房租是一大負擔。幸好,當時大哥大姊都在做事,可以稍稍幫忙。租處靠近竹東中學及竹東國小,只有地面一層,房東姓吳,是竹東世家。另外一邊隔成另一家,也是相似的格局。廁所似乎在外邊,多家共用。1958年十月,我們搬到竹東鎮租屋而住。弟妹紛紛轉學到竹東國小。
住在竹東,沒有通車之苦,我經常留在學校讀書。不過常常不專心讀,有時會看小說,文學作品。大哥經常督促我用功,要我專心讀書,考上新竹省中。初三上我的成績列在全班第十名,成績最好的是幾何、代數及公民,英語常在不及格邊緣。下學期我就努力多了。
比賽、投稿
初二下時曾被推舉參加訓導處舉辦的辯論賽,時為五月間。高中組題目為「反攻時期民眾力量重於軍事力量」。初中組題目為「品德重於學問」。評定結果我獲得初中組第二名,也得到團體優勝乙組(反面)。我得到的獎品,除了獎狀外,是一個筆記夾子及一本信紙,約有當時新台幣十元的價值。當時還是高唱反攻大陸時期,公共活動及作文都要配合。訓導處在那學期還舉辦「保密防諜演講比賽」,分別有高中、初中兩組獲勝者。初二時國文的「佳作選讀」建議書籍之一是蔣中正總統的「蘇俄在中國」,我讀了一陣子,一直要強迫自己去讀完,但是否讀完已經忘記了。可見當時的讀書風氣。
還有一次的辯論賽(可能是初三時),也推舉我參加,我們正反兩方的題目是「自動與被動哪種重要」。我本身贊成「自動」重要(可能是因文生義),我這組卻抽到「被動」重要,不知如何來準備,後來似乎也用我看來是硬嗷的方式得獎。
當年學生參與學校校刊的編輯寫作,我曾經寫了幾篇短文、小說,都被採用登出。可惜編輯的高中學長不擅校對,登出的文章錯誤百出,不忍卒讀,也是初中的一些不成熟的寫作練習。
日記風波
我曾在初一時就開始寫日記,後來就停了一段時間,那時期的日記也被我燒了,至今後悔莫及。1958年二月轉到東中後,於五月二十二日起又開始寫日記,是自己手裁的空白筆記本,記到七月十五日。之後我買一本「風光日記」是精裝的,開始寫暑假日記,但繼了五十天後,初三上開學時,要求繳交暑假日記(為暑假作業之一),我就把那五十天的日記撕下來,交上去。記得辦事員把所有學生的日記收了,往紙箱一丟。當時年記小,也不知道要回來,就如此繳交。九月八日日記上還寫:「可惜,空忙了五十天的日記,竟在今天註冊時忍痛割下來交給訓導處。割下一剎那,我竟沒有勇氣再寫。所幸,頭腦的意志給我堅強起來,使我再振作起來。」但這振作在幾個星期後就萎縮了,初三寫了一陣子就停停寫寫,到高中之後才較持續,上大學之後,則幾乎每天都記,一直到現在已過花甲之年仍然養成記日記的習慣。
早期不一定每天記載,大學開始就幾乎每天有記。受到胡適終生寫日記的影響,寫日記對我的人格塑造很有幫助。在初中時代及高一,我的人際關係不好,經常受到別人的嘲諷,高二後我就成為較受歡迎的人,與我經常在日記裡反省有關。我小時的脾氣似乎不好,初中時還常打罵弟妹出氣,使父母生氣,或在學校與同學吵架對罵。到高中以後才個性慢慢改變,不會常跟人吵架。高中開始經常寫日記,到大學後每天都寫,現在仍然養成這個習慣,至今已經累積四十五冊日記。(2008年為第48冊;1976年開始每年用一本美國出的Daily Reminder Stabdard Diary,紅皮硬面精裝,據說胡適也用這種日記本,一天一頁,還很方便的。)
考取竹中
1959年夏天初三畢業時報考桃竹苗地區最好的省立新竹中學,放榜時,我們東中這一屆報考的有六個同學被列正取,包括我這班的盧昌平、呂德修,彭錦南,甲班的皇甫河旺、曾廣森、彭明正。我則可能因為某些科成績未達標準,倖列備取第一名。孔老師見到我,笑著拍拍我的肩說:「考得不錯,應該有希望進去。」果然,竹中錄取了所有三十六位備取生。從此離開位居半山、風景秀麗的竹東中學,步入更大的都會新竹市,開始人生另一個重要成長階段。
註:溫英幹校友,縣立竹東中學初中部畢業(1959年夏),之後畢業於省立新竹中學,獲台大經濟系學士、經濟研究所碩士,及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博士等學位。之後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任職於聯合國所屬世界銀行,擔任經濟專家二十多年。1996年起返國在花蓮新設立之國立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暨經濟系任教。曾任該校大陸研究所所長、國經所所長兼經濟系主任。現任該校經濟系專任教授,兼職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理事。溫校友還擁有美國特許財金分析師資格(CFA)以及中華民國證券分析師資格。
附曾廣森先生回憶東中之文章
東中回憶
曾廣森
曾廣森校友:東中初中部畢業(1958),省立新竹中學畢業,後畢業於師大教育系及教育研究所,曾任省立竹東中學教師,台中縣督學、新竹縣政府主任秘書、新竹科學園區主任秘書職。
關於我們初中的生活,確實也是直得回憶的人生階段。我初一、初二都是己班,名叫實驗班,因為竹東中學是美援指定的社會中心實驗學校。我們是白老鼠,未經調查或志願就被指定編到該班,而且是當時少見的男女合班。現在所謂本土教育,我們幾乎半世紀以前就已經實施了。因此我們初中的社會科、自然科是綜合課程,社會科不分歷史、地理、公民都從竹東里鄰開始認識,到新竹縣,再到台灣省。自然科也不分博物、理化、工藝,從學校校園的植物、家禽、動物、木工、板金、車床開始,從近到遠,從潛入深,很有趣味。
初三改組,我被編到甲班仍然是男女合班,也就是說從初一到初三都是實驗性的男女合班。因為需要升學才開始讀一般的歷史、地理、公民、博物、理化。初三分班,校本部只有三班,甲班雖是男女合班,但已無實驗班之實,與全是男生的乙班同為升學班,而丙班也都是男生,被視為就業班。
英幹就讀的初二丁班,是否是初中二年級成績最差的一班,我不知道。但是戊班和己班比較好是事實。己班是實驗班,男女合班,其他各班皆男女分班。
確實初三時所有女生都到山下另成分部,一直到省辦高中、縣辦初中,女生部才獨立為現在的竹東國民中學。在之前,山上的校區(校本部)和山下的分部男女生都屬於竹東中學校總部,畢業典禮時,甚至許多分部也一起,似乎週邊有九所分部。
老師已不復全都記憶。黃傑寰老師教國文;彭玉琹老師教英文;鍾惠孚老師、孔昭陽老師教幾何;劉喦鉅老師、林祺濬老師教代數;瞿惠生老師、羅光明老師教地理;邱德芳老師、陳棟材老師教歷史;彭蘊籓老師教理化;劉德彰老師教體育;賴榮來老師教勞動服務;.蕭如松老師教美術,彭文夢神先生教音樂;.黎西河老師、彭誠晃教童子軍。其他科目老師都不復記憶了?以上名單只憑記憶,也許會張冠李戴。
2008年5月11日 星期日
沙坑國小90週年紀念文
混沌童年憶沙坑(1949-1958)
溫英幹
2007年為沙坑國小成立90週年紀念而寫
刊載於該校網路版中
回到祖居
先父溫安谷先生(1915-1995)於1949年七月從新竹縣橫山鄉內灣國小教務主任調升沙坑國小當校長,到1958年九月調離,在該校有九年又兩個月之久,是歷任校長任期第二久的一位(最久的是劉德明校長,1961年九月至1970年十二月,任期比先父多一個月)。
其時我快滿六歲,上有轉學到沙坑國小的大哥英樹(升上小學五年級,沙坑國小第六屆畢業生)與大姊絢美(升上二年級,第九屆畢業生),下有和我一樣還沒上學、年幼的弟弟英文(三歲)及大妹淑影(剛出生),一家七口從內灣搬到沙坑,住在校長宿舍(現已改建成禮堂)。沙坑村離現福興村的祖居(八十份及馬福)不遠,父親調到這裡等於回到家鄉,使我們與其他溫氏宗親更加接近。
我於1950年九月進入沙坑國小就讀一年級直到1956年七月,成為該校光復後第十一屆畢業生。很有意思的事,父母親共有八個孩子,但只有我完全是沙坑國小「製造」出來的畢業生,從一年級讀到六年級;大哥和大姊從內灣國小轉學到沙坑國小畢業,弟弟及大妹則是讀到五年級及三年級,因父親調職而轉學。沙坑是我童年成長的地方,雖然離開這裡將近半世紀,但童年往事仍記憶猶新。
昔日沙坑(1950年代)
沙坑國小是鄰近三個村莊的小學:沙坑村、太平村及福興村;該地區山明水秀,客家鄉民純樸熱情。沙坑村人口密集的地方其實是一個坡地。沙坑國校位在山坡之中段,坡下即是公路,為竹東鎮往關西鎮之間的孔道。當時還沒有柏油路,來往主要是新竹客運公司的巴士及載貨卡車,轎車較少,每有車輛急馳而過,塵土漫天。有兩家雜貨店算是本村的商業中心,客運巴士即停靠在雜貨店兩邊。沙坑國校前校門設在公路旁,進了校門即是石階一段,拾級而上為一平路,然後再有石階,再接平路一段,平路右邊即為校長宿舍,左邊竹林內則屬陳家。平路盡頭再扶石階而上,方是國校正門。左側為操場,右側有一路徑通往教室與辦公室。
沙坑村中心部份是在公路旁的幾家店以及公路西邊的莊子。這個莊子位於山坡上,自公路旁雜貨店附近沿一小馬路往上坡行,兩面都是住宅,除一家肉鋪外(為族姐所開)再無其他商店了。至莊子尾巴有一土地廟為村民迎神賽會的中心,野台戲、雜把戲等也都在此處上演。
在雜貨店附近往莊子路上另有一池塘(現已填平),池右稍高的一塊平台即為沙坑國小,左邊有一條路通往莊子,池塘左邊即是三位兄弟安禎.、季禎、家禎堂伯的家。這一處佔地寬廣約百坪以上的四合院是他們的尊翁溫士銓先生留下的。安禎在右,季禎在中,家禎在左;但因家禎伯一直住在頭份,故季禎伯等於向家禎伯租用季禎伯父一家住中間及左側。安禎伯人丁單薄但居所高雅。季禎伯父(1907-1999)和伯母則共養育八個兒子,五位女兒,「生產力」驚人,兩位伯父的家也是我們童年最值得回憶的地方。我們三兄弟經常到他們家去玩,主要原因是堂兄弟與我們兄弟年紀相若,住處又近,因此來往親密。另一個地方是宿舍斜對面坡下的陳家。陳家也是大家族,房子很多均有相連,主要的是一棟四合院的房子,稍為陳舊。陳家的家長是玉和先生,我們這輩稱之玉和叔公,他自日據時代開始即在家開設漢文私塾教漢文,1950年左右他年約七十歲,仍然辦有私塾,學生泰半均有成就,所讀之書為三字經、昔時賢文等。父親年輕時也曾授業其門下,所以父親漢文基礎不錯。玉和公的孫子們與我們年紀相若,其中陳榮茂是我同班同學,也是小學好友。
先人事蹟
說起溫士銓(1868-1931)及溫安禎(1896-1973)兩位溫氏長輩在地方上是很有名的,對沙坑國小的開辦有很大的貢獻。溫士銓公是先祖父(阿養公1877-1958,二房老三)同父異母之兄長(本名欽清,大房老三),日據時代曾任橫山區(鄉)區長,曾設法在沙坑開辦小學,但因各方意見不合,沒有成功。直到其長子安禎伯父擔任橫山庄長(鄉長)時,再度奔走,於1907年(日本大正六年)三月卅一日,終於成立「樹杞林公學校沙坑分教場」,開學時有四十餘學生;到1921年升格為沙坑公學校。[1]先父生於1915年,可能在沙坑公學校剛升格成立時進入一年級,六年後(1927年)畢業,考取竹東公學校高等科,二年後畢業考取當時頗負盛名的「台灣總督府台北第二師範學校」之「小學師範部」,在「公學校本科正教員養成講習科」修習三年後於1933年畢業(時年十八歲),取得公學校訓導資格,在幾個地方教過書。二次戰後台灣光復,到內灣國小擔任教導主任,調到沙坑時年方卅四歲,算是相當年輕的校長了。沙坑公學校即為光復後沙坑國民學校的前身,父親可能是第一位「沙坑國小」畢業後的校友調回母校擔任校長。
家居甘苦
我們住的校長宿舍為日式房子,平時由廚房出入,後面正門反而較少行走。室內除了廚房和正門口玄關有水泥地外,其餘均是塌塌米或木板走道。宿舍周圍除少許樹外便都是空地,當時父親的薪水微薄(月薪約新台幣500元),要養育七口之家非常不易,為貼補家計,父母親將屋旁空地拓為菜園,栽植不少蔬菜,並養豬及雞。菜園後即是附近人家的田地,這些田地比我們住處又低了約十公尺,底下有一小水溝,是由鄰近高處的池塘引來灌溉田地之用。母親和周圍鄰家婦女們就是在此小溪上洗衣服,水高清潔,由菜園後門往下走一段小路即可到達。大姊因為年紀較大(也只不過十幾歲)也要幫忙家務,洗衣燒飯,帶領幼妹,非常辛苦。我與大哥則要幫忙照顧菜園,還與弟弟定期到坡下一間碾米廠蒐集米糠作為雞食之用。還沒上初中以前,正門玄關打打掃由我負責,也要用抹布擦洗地板。上初中後這些家務就由弟弟英文接手。我們子女從小就被要求分擔家務,使我們長大都能在家事上幫忙,不以為苦。
當時居住之生活條件雖然非常貧瘠,但精神生活卻似乎很充足,現在回想起來滋味無窮。日式房子有可愛的一面,生活空間完全是平面的,玩耍空間大。在沙坑期間,我們又添了兩位妹妹淑娟和麗姿,一家九口擠在狹小的日式宿舍,好不熱鬧。晚上睡覺時在兩間相連的塌塌米上掛兩頂大蚊帳,一家九口就分擠在兩間房間睡覺。夏天天熱,直接睡在塌塌米上;冬天天冷則下有墊被,上蓋厚被,記憶中從來沒有失眠的夜晚。日間起床後把棉被枕頭往壁櫥裡一收,即是兩間相連、寬敞的塌塌米房間。旁邊長長的木板走道中間擺放一張圓桌作為我們溫書的書桌(使用書桌是分年齡的,因為兄弟姊妹就學時間不同,因此書桌的使用並不擁擠)。廚房中有一小間飯廳也是塌塌米的,上有一矮桌供吃飯使用,也是我初中時所使用的書桌。我們在沙坑一直住到1958年九月,因父親調往新竹市龍山國校校長,方依依不捨搬到竹東鎮居住,1960年么妹麗卿在竹東出生,使我們家成了十全十美的十口之家。
1950年代物資缺乏,公教人員的薪水極為微薄,我們吃的是粗茶淡飯、青菜地瓜;逢年過節才有大魚大肉可吃。平時也很少有機會吃到糖果。這樣的飲食現在看來竟然是最佳的有機飲食。我的牙齒到現在都完好無缺(有些蛀牙也是中年後的事),體重在近年來吃好穿好後才增加的。小學六年,我大概是在三年級時才有鞋子穿。有一次要照全家福相片,臨時向鄰居的同學借長褲穿,可見當時生活之清苦。但大家似乎不以為意,醬油泡飯是常事,如果有豬油拌飯,就如天上美味。
祖父還健在時,與祖母及其他族人都住在馬福。那時交通不便,我們年長的兄弟及大姊不時要翻山越嶺走山路約一小時才能到達祖居,有時還要在那邊過夜。回程時,祖母都會包一大堆土產讓我們挑回家,走路時擔子越來越重,只好咬牙忍耐,直到回到家才大功告成。這種訓練也養成我們日後刻苦耐勞的精神。
父親雖然貴為校長,回到家卻很體貼母親,幫忙做家事,種菜、養豬、養雞、洗衣都會幫忙,成為子女最好的典範。受過嚴格日式教育的他,很重視禮貌。要我們稱呼學校的工友XX哥,有客人來訪必須打招呼或敬禮,尊稱來客(伯叔嬸姨師等)。有客人在家吃飯,我們都要幫忙端菜倒酒。父親在學校與其他老師互動良好,等到他調職的消息傳開時,家中客人絡繹不絕,來向父親致謝致意的非常之多,可見父親做人的成功。
1958離開沙坑,雖然不再住在那裡,但家人經常還會回到沙坑及福興村的宗親家,特別是掃墓時,大家都會聚集在八十份的祖墳前紀念來台列祖先輩。沙坑有我最寶貴的童年回憶,也是孕育我成長的地方,我一直不會忘記這裡的好山好水及好人。
成為第十一屆畢業生(1950-1956)
溫英幹
沙坑國民學校,自我1950年入學、到1956年畢業,直到我們家於1958遷離,一直維持著十二班級,每年級兩班,教員十來人,沒有職員,只有一名工友。我畢業時為光復後第十一屆,畢業名單上共有108位同學,這段時期,先父溫安谷先生一直是本校校長(1949七月—1958九月)。
七歲入學
照當時規定應在滿六歲後入學,我生於1943年十月,算是年尾人,在1949年九月曾隨班附讀,但還差一個月才滿六歲,可能因不符規定,不能上學,直到1950年九月,將滿七歲時才入小學,說起來吃虧了一年。直到我進了大學,在大學名冊上發現大多數同學和我一樣「及齡」入學(民國32、33年次),但也有少數同學的年紀都比我小足足一歲以上,大概都來自大城市,算是「違法」早讀書的,也可見那時候鄉下人好像比較守法!
我入小學一年級之前,學校也未設置幼稚園,因此相當於在七歲時才接觸到書本,不像城市的孩子在上了幼稚園小班、中班、大班後,進小學前已先識很多字。我進小學前,一字不識。由於在客家莊長大(當時以為全世界都說客家話),不知道當時是否會講國語;不過記得剛入學時就開始學習注音符號了。國校老師分為二種,一為本省籍客家人,一為外省籍,閩南籍很少。當時本省籍人士,像家父多在光復後才開始學習國語,很多人說客家人的國語說得較閩南人來得標準,因為語音很像,我想很有道理。國校裡老師若是於台灣本地讀完師範學校的,國語說得最好,外省籍老師若是隨政府遷台的,國語則帶有鄉音。
一年級生
我入小學一年級被編入甲班,另有一班乙班,剛開始每班約60位。我們甲班的導師是當時的教導主任溫朝鎮先生,教我們注音及識字,印象中他態度溫和,對學生很少打罵。他是桃園縣龍潭鄉人,隨其父(溫德府先生)母遷來沙坑,家中經營雜貨店,序起譜來我們可算是同宗。朝鎮先生在家為長子,下有三弟:朝海、朝添及正道;正道最小,長我一歲,在學校時高我一班,是我小時最要好的玩伴之一,為人幽默有義氣,玩的點子很多。另外幾個最好的玩伴都是我同班同學:溫正巳是季禎堂伯的兒子;陳榮茂是陳玉和公的孫子;溫俊治,是安禎伯的孫子,算是我和正巳的堂姪;溫瑞平,族親;陳裕勝,住在附近的同學。
我現在仍然保有小學時代的成績單。其中一項紀錄是1950年十一月,即剛開學時的體格檢查,身高是116.1公分、體重20.0公斤、胸圍59.5公分!旁邊有民國26年(1937年,應該是日據時代?)「全省」學生體格檢查統計平均表,男子八歲(上面的說明是滿七歲過一日以上至滿八歲作為八歲)的平均身高為113.8、體重18.9、胸圍57.3;看來我還比平均值高一點點。
我就讀小學一年級時,大哥已是小學六年級,姐姐三年級。也許我們是校長的孩子,比較容易受到老師們的注意,而我們兄弟姊妹也不敢亂來,言行舉止都比較小心,免遭物議。後來大哥在沙坑國校以第一名畢業,姐姐是第五名畢業,我則一年級開始即被選為班長,一直擔任班長或副班長六年,成績則一直保持在全班第一名。弟弟與大妹成績也不錯。
啟蒙時期
我二、三年級的導師是戴明皇老師,他教學認真,記得我們全班同學曾被處罰責打,我也不例外,原因已忘,大約就是頑皮或是考試成績不佳吧!戴老師的女兒菊妹也在我們班上,倒忘記她是否也挨打。
四年級時,橫山國校調來林明照老師,他們一家住在國校操場旁的宿舍內,這裡宿舍有二家,他們在前一棟,後面住的龔學文老師。我有時也到林老師及龔老師家玩,老師們對我也很照顧,但林老師不久又調走了,宿舍由韓彩棠老師一家居住。
五、六年級導師是溫其富老師,他是福建上杭縣的客家人,在大陸讀過師範,來台後單身在沙坑國校教書,溫老師是客家人,等於回到了家鄉。後來經由媒人介紹娶了本地一位客家小姐,婚後不久他們即有一女玉嬌,其後陸續增添兒女,家庭幸福美滿。其時他們住在公路校門口對面的一個學校宿舍裡,隔壁為溫德府先生(溫朝鎮先生尊翁)的雜貨店舖,另一邊則為學校教室,我曾在那裡上過課,後來他們又將店面搬到斜對面,至今溫家後代仍住在那兒,是二層樓房,開雜貨店。
其富老師是我真正的啟蒙老師,他教我們作文及算數。我的算數及作文基礎就是從他那裡打下的。我的數學成績一直到後來都很好,與從小有基礎有關。除指導作文外,他還借書給我閱讀,多是通俗古典小說類。依當時家長們的觀念,課外書乃是「閒書」,對孩童有害無益,讀了會妨礙正課、浪費時間。但其富老師卻有不同的看法,鼓勵學生讀課外書,特別是古典小說,以增進閱讀及寫作能力。我小學三年或四年級開始看這些課外書籍,如薛仁貴東征、薛丁山征西、伍虎平西、女俠黑龍姑等小說我在四年至六年級的時候已經讀過,有些是其富老師的藏書。那時我經常到好友陳榮茂家中玩。他的祖父玉和叔公,在日據時代是漢文的私塾老師,家裡留下許多古典通俗小說,例如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我常在他家流連忘返讀這些書,有時到天黑後才回家。這些書對我而言是進入一新境界,乃至對國文自此產生濃厚的興趣。我曾於小學六年級由其富老師選派參加全鄉作文比賽,地點在橫山鄉大肚國校,雖然沒有得獎,但已經打下我中文及古典文學的基礎。
其富老師後來調到竹東鎮的員崠國小,在那裡服務到退休,現在已經子孫滿堂。他也是家兄英樹的老師,因此我們還一直與他保持聯繫。(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吾念吾師」,敘述影響我少年時期從國小到高中的三位老師;其中國小時代即是關於其富老師的,收在台北天恩出版社《心園雅歌》一書,24-27頁,2004年五月出版。)
其他記憶
沙坑國小其他老師也都很優秀、富有敬業精神。例如統管總務的張璘光老師,善於書法的宋金發老師,知識豐富的戴榮榜老師,風度儒雅的龔學文老師,鄉音未改、教學認真的韓彩棠老師;另外還有比較年輕的鄧振鐸老師、陳梅英老師,及堂兄溫正文老師等。我們學生對老師都畢恭畢敬。當時還有體罰制度,因此同學們吃老師鞭子的很多,但到現在我們都感謝老師們的教導。父親是校長,也重視學生的紀律。每天到學校老師都要檢查我們雙手的衛生。每天升旗典禮,聽校長的訓話是例行公事,父親常常利用朝會的場合告誡學生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小學時代國文和算術成績很好,此外是很愛畫漫畫。當時凡是模仿書上漫畫皆可畫得唯妙唯肖,尤其喜畫古人像,如關公、岳飛之古裝像。大哥還買有漫畫速寫的書給我,但我的漫畫天才在高中後就逐漸消失了。我也喜歡唱歌,音樂天賦可能是來自父親的遺傳,因為父親和我們兄妹八人,人人喜歡唱歌,大哥是台北師範音樂科畢業,之後靠音樂吃飯(在學校教音樂,在家教鋼琴)。而我小學時和大姊被選拔參加國校合唱團,首次到新竹市比賽,似乎是第一次到「大城市」(到竹東鎮則是第一次「上街」),心中非常興奮,東張西望的看著兩邊的大樓,真是壯觀啊,被家人笑說是「山呆上街」,客家人說的,指鄉下人進城也。在省立新竹高中讀書時,我參加學校合唱團,在台中市得到全省高中第一屆及第二屆合唱比賽第一名(竹中連續得了十次冠軍)。
老師們經常在學校網球場打網球,我們學生在鄉下沒有什麼正式的運動,課餘常玩的則是在操場打躲避球,同學溫瑞平是箇中好手,我們常玩到天黑,母親到操場來叫回吃晚飯時才罷手。夏天天熱時則隨年長些的學長或堂兄們去附近的小溪游泳。起初只是玩水,記得忽然有一天竟然會浮起來,可以用「狗爬式」游泳,從此游泳成了我最喜歡的運動項目。鄉下也沒有休閒活動,最常做的事是與童年玩伴溫正道、陳榮茂、溫正巳、溫俊治等到野外去抓昆蟲,玩彈珠及陀螺。那時也不用補習,每天做完功課就是玩或讀小說。我們在沙坑的的童年真的很快樂。
免試升學
1956年我小學六年級將畢業升學時,當時的教育部(部長為張其昀先生)在新竹縣試辦免試升初中的計畫。此時全縣所有有高初中的學校,因免試升學之故,都停辦初中招生。當時桃竹苗三縣當中,尤其是新竹縣學生心目中最嚮往的是省立新竹中學,因免試升學計畫也停辦初中部,使許多嚮往竹中的小學生大失所望。
免試升學對我們這屆及下幾屆的畢業生有利與不利;有利的是一般學生只要有意願不必經考試即可讀初中,不利的是成績好有志升學的學生必須就讀當地學校,教學品質可能有問題。例如我們所分發的學校是因應免試升學所興辦的橫山初中,地點位於橫山鄉鄉公所所在的橫山村,如果我分發於橫中去讀書,則將來升高中可能有問題。在考慮之後,父親決定讓我去報考沒有受影響的省立中壢中學。導師溫其富老師就帶著我們共十一位學生,一同到中壢鎮參加考試。當時交通不便,不能當日來回,我們在中壢鎮的一家小旅館二樓投宿一晚。記得我們投宿在樓上右手邊一大間有塌塌米的房間大家擠睡,左邊另有一小間房,我和幾位同學不小心走過其門,只見裡面塌塌米上躺有一個女人,另有二個男人在旁,後來才知是房客召妓!
壢中考試放榜後只有我和另一同學張健平錄取,健平家在太平村(太平地),其大哥為理髮師。健平和我一起在壢中不同班讀了一年半,又因家中經濟不容我們在外縣過外宿生活,我們一起轉學到竹東中學唸完初中。畢業後,健平未再升學,後成為手藝很好的裁縫師,另闢一個有一技之長、收入又好的職場。我則在東中畢業後考取省立新竹高中,三年後再以第一志願考取台大經濟系,從此靠經濟學「吃飯」直到今天。
同學聚樂
在沙坑國小畢業後,很多同學都到剛成立的橫山初中(算是竹東中學的分部)就讀。畢業之後考高中或就業,大都份後來都分居在大台北及桃園、新竹地區,他們都有很好的發展及良好的經濟基礎。另外一班成績最好的林阿斗同學,因家境不佳,畢業後即輟學在家,後從事木匠工作及其他事業;另有一位讀畢竹東高中的魏隆昌,也是一位優秀學生。除了我上大學及另一位潘正夫同學讀政工幹校畢業外,即無其他同學直接繼續就讀大學(就業後去讀大專的除外)。正夫多才多藝,在軍中表現傑出,後轉任台北醫學院擔任總教官,退休後被借重到台北市立萬方醫院擔任總務主任,任內建樹極多,現又二度退休,除擔任該醫院顧問外,其他時間則逍遙度日;他的領導能力令我欽佩。隆昌其後在工廠任職,曾派到大陸任職,現在也退休,經常來電問好,溫情可感。溫俊治在中華電信工作多年,最近退休。他是畢業後召開同學會的「班長」,我很樂意經常被他召集參加同學會。陳裕勝頭腦聰明,為本班「鬼才」,農校畢業後曾從事藥劑師及多種事業。限於其篇幅,其他很多同學就不多說了。
我後來留學美國,又在美國做事。雖然相隔萬里,同學們對我的熱情不減,一直和我保持聯繫。1996年我自美國退休回國到花蓮的國立東華大學任教後,經常參加小學同學們的同學會。同學們有婚喪喜慶的事也會通知,於是經常我由花蓮搭飛機或火車回到新竹/桃園一帶。同學們雖然受的教育可能沒有我多,但其他方面像處事為人、各行各業的知識,各有所長,都是我學習的對象。同學們多半都已經升等為祖父母級,但在一起唱歌作樂、談笑風生,大家又回復到童年時期的童真情懷,享受真誠的友誼。這情誼從1950年代在沙坑國小六年開始延續到今,已經超過半世紀;這情誼令人想到反璞歸真的喜樂,永不消減。
在沙坑國小慶祝九十大壽的時候,我以畢業於母校為榮,也為能和一百多位純樸的同學們同班為榮。
作者溫英幹,本校第十一屆畢業校友(民國四十五年),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學士、碩士;美國約翰霍普金司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在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聯合國所屬世界銀行擔任經濟專家二十餘年,退休後應聘到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任教,曾任該校大陸研究所所長、經濟系主任兼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現任該校經濟系專任教授,兼職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理事。擁有美國特許財金分析師及中華民國證券分析師證照。
[1] 參見陳玉蟾撰寫沙坑國小簡史,http://www.skps.hcc.edu.tw/概況/校史.htm
溫英幹
2007年為沙坑國小成立90週年紀念而寫
刊載於該校網路版中
回到祖居
先父溫安谷先生(1915-1995)於1949年七月從新竹縣橫山鄉內灣國小教務主任調升沙坑國小當校長,到1958年九月調離,在該校有九年又兩個月之久,是歷任校長任期第二久的一位(最久的是劉德明校長,1961年九月至1970年十二月,任期比先父多一個月)。
其時我快滿六歲,上有轉學到沙坑國小的大哥英樹(升上小學五年級,沙坑國小第六屆畢業生)與大姊絢美(升上二年級,第九屆畢業生),下有和我一樣還沒上學、年幼的弟弟英文(三歲)及大妹淑影(剛出生),一家七口從內灣搬到沙坑,住在校長宿舍(現已改建成禮堂)。沙坑村離現福興村的祖居(八十份及馬福)不遠,父親調到這裡等於回到家鄉,使我們與其他溫氏宗親更加接近。
我於1950年九月進入沙坑國小就讀一年級直到1956年七月,成為該校光復後第十一屆畢業生。很有意思的事,父母親共有八個孩子,但只有我完全是沙坑國小「製造」出來的畢業生,從一年級讀到六年級;大哥和大姊從內灣國小轉學到沙坑國小畢業,弟弟及大妹則是讀到五年級及三年級,因父親調職而轉學。沙坑是我童年成長的地方,雖然離開這裡將近半世紀,但童年往事仍記憶猶新。
昔日沙坑(1950年代)
沙坑國小是鄰近三個村莊的小學:沙坑村、太平村及福興村;該地區山明水秀,客家鄉民純樸熱情。沙坑村人口密集的地方其實是一個坡地。沙坑國校位在山坡之中段,坡下即是公路,為竹東鎮往關西鎮之間的孔道。當時還沒有柏油路,來往主要是新竹客運公司的巴士及載貨卡車,轎車較少,每有車輛急馳而過,塵土漫天。有兩家雜貨店算是本村的商業中心,客運巴士即停靠在雜貨店兩邊。沙坑國校前校門設在公路旁,進了校門即是石階一段,拾級而上為一平路,然後再有石階,再接平路一段,平路右邊即為校長宿舍,左邊竹林內則屬陳家。平路盡頭再扶石階而上,方是國校正門。左側為操場,右側有一路徑通往教室與辦公室。
沙坑村中心部份是在公路旁的幾家店以及公路西邊的莊子。這個莊子位於山坡上,自公路旁雜貨店附近沿一小馬路往上坡行,兩面都是住宅,除一家肉鋪外(為族姐所開)再無其他商店了。至莊子尾巴有一土地廟為村民迎神賽會的中心,野台戲、雜把戲等也都在此處上演。
在雜貨店附近往莊子路上另有一池塘(現已填平),池右稍高的一塊平台即為沙坑國小,左邊有一條路通往莊子,池塘左邊即是三位兄弟安禎.、季禎、家禎堂伯的家。這一處佔地寬廣約百坪以上的四合院是他們的尊翁溫士銓先生留下的。安禎在右,季禎在中,家禎在左;但因家禎伯一直住在頭份,故季禎伯等於向家禎伯租用季禎伯父一家住中間及左側。安禎伯人丁單薄但居所高雅。季禎伯父(1907-1999)和伯母則共養育八個兒子,五位女兒,「生產力」驚人,兩位伯父的家也是我們童年最值得回憶的地方。我們三兄弟經常到他們家去玩,主要原因是堂兄弟與我們兄弟年紀相若,住處又近,因此來往親密。另一個地方是宿舍斜對面坡下的陳家。陳家也是大家族,房子很多均有相連,主要的是一棟四合院的房子,稍為陳舊。陳家的家長是玉和先生,我們這輩稱之玉和叔公,他自日據時代開始即在家開設漢文私塾教漢文,1950年左右他年約七十歲,仍然辦有私塾,學生泰半均有成就,所讀之書為三字經、昔時賢文等。父親年輕時也曾授業其門下,所以父親漢文基礎不錯。玉和公的孫子們與我們年紀相若,其中陳榮茂是我同班同學,也是小學好友。
先人事蹟
說起溫士銓(1868-1931)及溫安禎(1896-1973)兩位溫氏長輩在地方上是很有名的,對沙坑國小的開辦有很大的貢獻。溫士銓公是先祖父(阿養公1877-1958,二房老三)同父異母之兄長(本名欽清,大房老三),日據時代曾任橫山區(鄉)區長,曾設法在沙坑開辦小學,但因各方意見不合,沒有成功。直到其長子安禎伯父擔任橫山庄長(鄉長)時,再度奔走,於1907年(日本大正六年)三月卅一日,終於成立「樹杞林公學校沙坑分教場」,開學時有四十餘學生;到1921年升格為沙坑公學校。[1]先父生於1915年,可能在沙坑公學校剛升格成立時進入一年級,六年後(1927年)畢業,考取竹東公學校高等科,二年後畢業考取當時頗負盛名的「台灣總督府台北第二師範學校」之「小學師範部」,在「公學校本科正教員養成講習科」修習三年後於1933年畢業(時年十八歲),取得公學校訓導資格,在幾個地方教過書。二次戰後台灣光復,到內灣國小擔任教導主任,調到沙坑時年方卅四歲,算是相當年輕的校長了。沙坑公學校即為光復後沙坑國民學校的前身,父親可能是第一位「沙坑國小」畢業後的校友調回母校擔任校長。
家居甘苦
我們住的校長宿舍為日式房子,平時由廚房出入,後面正門反而較少行走。室內除了廚房和正門口玄關有水泥地外,其餘均是塌塌米或木板走道。宿舍周圍除少許樹外便都是空地,當時父親的薪水微薄(月薪約新台幣500元),要養育七口之家非常不易,為貼補家計,父母親將屋旁空地拓為菜園,栽植不少蔬菜,並養豬及雞。菜園後即是附近人家的田地,這些田地比我們住處又低了約十公尺,底下有一小水溝,是由鄰近高處的池塘引來灌溉田地之用。母親和周圍鄰家婦女們就是在此小溪上洗衣服,水高清潔,由菜園後門往下走一段小路即可到達。大姊因為年紀較大(也只不過十幾歲)也要幫忙家務,洗衣燒飯,帶領幼妹,非常辛苦。我與大哥則要幫忙照顧菜園,還與弟弟定期到坡下一間碾米廠蒐集米糠作為雞食之用。還沒上初中以前,正門玄關打打掃由我負責,也要用抹布擦洗地板。上初中後這些家務就由弟弟英文接手。我們子女從小就被要求分擔家務,使我們長大都能在家事上幫忙,不以為苦。
當時居住之生活條件雖然非常貧瘠,但精神生活卻似乎很充足,現在回想起來滋味無窮。日式房子有可愛的一面,生活空間完全是平面的,玩耍空間大。在沙坑期間,我們又添了兩位妹妹淑娟和麗姿,一家九口擠在狹小的日式宿舍,好不熱鬧。晚上睡覺時在兩間相連的塌塌米上掛兩頂大蚊帳,一家九口就分擠在兩間房間睡覺。夏天天熱,直接睡在塌塌米上;冬天天冷則下有墊被,上蓋厚被,記憶中從來沒有失眠的夜晚。日間起床後把棉被枕頭往壁櫥裡一收,即是兩間相連、寬敞的塌塌米房間。旁邊長長的木板走道中間擺放一張圓桌作為我們溫書的書桌(使用書桌是分年齡的,因為兄弟姊妹就學時間不同,因此書桌的使用並不擁擠)。廚房中有一小間飯廳也是塌塌米的,上有一矮桌供吃飯使用,也是我初中時所使用的書桌。我們在沙坑一直住到1958年九月,因父親調往新竹市龍山國校校長,方依依不捨搬到竹東鎮居住,1960年么妹麗卿在竹東出生,使我們家成了十全十美的十口之家。
1950年代物資缺乏,公教人員的薪水極為微薄,我們吃的是粗茶淡飯、青菜地瓜;逢年過節才有大魚大肉可吃。平時也很少有機會吃到糖果。這樣的飲食現在看來竟然是最佳的有機飲食。我的牙齒到現在都完好無缺(有些蛀牙也是中年後的事),體重在近年來吃好穿好後才增加的。小學六年,我大概是在三年級時才有鞋子穿。有一次要照全家福相片,臨時向鄰居的同學借長褲穿,可見當時生活之清苦。但大家似乎不以為意,醬油泡飯是常事,如果有豬油拌飯,就如天上美味。
祖父還健在時,與祖母及其他族人都住在馬福。那時交通不便,我們年長的兄弟及大姊不時要翻山越嶺走山路約一小時才能到達祖居,有時還要在那邊過夜。回程時,祖母都會包一大堆土產讓我們挑回家,走路時擔子越來越重,只好咬牙忍耐,直到回到家才大功告成。這種訓練也養成我們日後刻苦耐勞的精神。
父親雖然貴為校長,回到家卻很體貼母親,幫忙做家事,種菜、養豬、養雞、洗衣都會幫忙,成為子女最好的典範。受過嚴格日式教育的他,很重視禮貌。要我們稱呼學校的工友XX哥,有客人來訪必須打招呼或敬禮,尊稱來客(伯叔嬸姨師等)。有客人在家吃飯,我們都要幫忙端菜倒酒。父親在學校與其他老師互動良好,等到他調職的消息傳開時,家中客人絡繹不絕,來向父親致謝致意的非常之多,可見父親做人的成功。
1958離開沙坑,雖然不再住在那裡,但家人經常還會回到沙坑及福興村的宗親家,特別是掃墓時,大家都會聚集在八十份的祖墳前紀念來台列祖先輩。沙坑有我最寶貴的童年回憶,也是孕育我成長的地方,我一直不會忘記這裡的好山好水及好人。
成為第十一屆畢業生(1950-1956)
溫英幹
沙坑國民學校,自我1950年入學、到1956年畢業,直到我們家於1958遷離,一直維持著十二班級,每年級兩班,教員十來人,沒有職員,只有一名工友。我畢業時為光復後第十一屆,畢業名單上共有108位同學,這段時期,先父溫安谷先生一直是本校校長(1949七月—1958九月)。
七歲入學
照當時規定應在滿六歲後入學,我生於1943年十月,算是年尾人,在1949年九月曾隨班附讀,但還差一個月才滿六歲,可能因不符規定,不能上學,直到1950年九月,將滿七歲時才入小學,說起來吃虧了一年。直到我進了大學,在大學名冊上發現大多數同學和我一樣「及齡」入學(民國32、33年次),但也有少數同學的年紀都比我小足足一歲以上,大概都來自大城市,算是「違法」早讀書的,也可見那時候鄉下人好像比較守法!
我入小學一年級之前,學校也未設置幼稚園,因此相當於在七歲時才接觸到書本,不像城市的孩子在上了幼稚園小班、中班、大班後,進小學前已先識很多字。我進小學前,一字不識。由於在客家莊長大(當時以為全世界都說客家話),不知道當時是否會講國語;不過記得剛入學時就開始學習注音符號了。國校老師分為二種,一為本省籍客家人,一為外省籍,閩南籍很少。當時本省籍人士,像家父多在光復後才開始學習國語,很多人說客家人的國語說得較閩南人來得標準,因為語音很像,我想很有道理。國校裡老師若是於台灣本地讀完師範學校的,國語說得最好,外省籍老師若是隨政府遷台的,國語則帶有鄉音。
一年級生
我入小學一年級被編入甲班,另有一班乙班,剛開始每班約60位。我們甲班的導師是當時的教導主任溫朝鎮先生,教我們注音及識字,印象中他態度溫和,對學生很少打罵。他是桃園縣龍潭鄉人,隨其父(溫德府先生)母遷來沙坑,家中經營雜貨店,序起譜來我們可算是同宗。朝鎮先生在家為長子,下有三弟:朝海、朝添及正道;正道最小,長我一歲,在學校時高我一班,是我小時最要好的玩伴之一,為人幽默有義氣,玩的點子很多。另外幾個最好的玩伴都是我同班同學:溫正巳是季禎堂伯的兒子;陳榮茂是陳玉和公的孫子;溫俊治,是安禎伯的孫子,算是我和正巳的堂姪;溫瑞平,族親;陳裕勝,住在附近的同學。
我現在仍然保有小學時代的成績單。其中一項紀錄是1950年十一月,即剛開學時的體格檢查,身高是116.1公分、體重20.0公斤、胸圍59.5公分!旁邊有民國26年(1937年,應該是日據時代?)「全省」學生體格檢查統計平均表,男子八歲(上面的說明是滿七歲過一日以上至滿八歲作為八歲)的平均身高為113.8、體重18.9、胸圍57.3;看來我還比平均值高一點點。
我就讀小學一年級時,大哥已是小學六年級,姐姐三年級。也許我們是校長的孩子,比較容易受到老師們的注意,而我們兄弟姊妹也不敢亂來,言行舉止都比較小心,免遭物議。後來大哥在沙坑國校以第一名畢業,姐姐是第五名畢業,我則一年級開始即被選為班長,一直擔任班長或副班長六年,成績則一直保持在全班第一名。弟弟與大妹成績也不錯。
啟蒙時期
我二、三年級的導師是戴明皇老師,他教學認真,記得我們全班同學曾被處罰責打,我也不例外,原因已忘,大約就是頑皮或是考試成績不佳吧!戴老師的女兒菊妹也在我們班上,倒忘記她是否也挨打。
四年級時,橫山國校調來林明照老師,他們一家住在國校操場旁的宿舍內,這裡宿舍有二家,他們在前一棟,後面住的龔學文老師。我有時也到林老師及龔老師家玩,老師們對我也很照顧,但林老師不久又調走了,宿舍由韓彩棠老師一家居住。
五、六年級導師是溫其富老師,他是福建上杭縣的客家人,在大陸讀過師範,來台後單身在沙坑國校教書,溫老師是客家人,等於回到了家鄉。後來經由媒人介紹娶了本地一位客家小姐,婚後不久他們即有一女玉嬌,其後陸續增添兒女,家庭幸福美滿。其時他們住在公路校門口對面的一個學校宿舍裡,隔壁為溫德府先生(溫朝鎮先生尊翁)的雜貨店舖,另一邊則為學校教室,我曾在那裡上過課,後來他們又將店面搬到斜對面,至今溫家後代仍住在那兒,是二層樓房,開雜貨店。
其富老師是我真正的啟蒙老師,他教我們作文及算數。我的算數及作文基礎就是從他那裡打下的。我的數學成績一直到後來都很好,與從小有基礎有關。除指導作文外,他還借書給我閱讀,多是通俗古典小說類。依當時家長們的觀念,課外書乃是「閒書」,對孩童有害無益,讀了會妨礙正課、浪費時間。但其富老師卻有不同的看法,鼓勵學生讀課外書,特別是古典小說,以增進閱讀及寫作能力。我小學三年或四年級開始看這些課外書籍,如薛仁貴東征、薛丁山征西、伍虎平西、女俠黑龍姑等小說我在四年至六年級的時候已經讀過,有些是其富老師的藏書。那時我經常到好友陳榮茂家中玩。他的祖父玉和叔公,在日據時代是漢文的私塾老師,家裡留下許多古典通俗小說,例如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我常在他家流連忘返讀這些書,有時到天黑後才回家。這些書對我而言是進入一新境界,乃至對國文自此產生濃厚的興趣。我曾於小學六年級由其富老師選派參加全鄉作文比賽,地點在橫山鄉大肚國校,雖然沒有得獎,但已經打下我中文及古典文學的基礎。
其富老師後來調到竹東鎮的員崠國小,在那裡服務到退休,現在已經子孫滿堂。他也是家兄英樹的老師,因此我們還一直與他保持聯繫。(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吾念吾師」,敘述影響我少年時期從國小到高中的三位老師;其中國小時代即是關於其富老師的,收在台北天恩出版社《心園雅歌》一書,24-27頁,2004年五月出版。)
其他記憶
沙坑國小其他老師也都很優秀、富有敬業精神。例如統管總務的張璘光老師,善於書法的宋金發老師,知識豐富的戴榮榜老師,風度儒雅的龔學文老師,鄉音未改、教學認真的韓彩棠老師;另外還有比較年輕的鄧振鐸老師、陳梅英老師,及堂兄溫正文老師等。我們學生對老師都畢恭畢敬。當時還有體罰制度,因此同學們吃老師鞭子的很多,但到現在我們都感謝老師們的教導。父親是校長,也重視學生的紀律。每天到學校老師都要檢查我們雙手的衛生。每天升旗典禮,聽校長的訓話是例行公事,父親常常利用朝會的場合告誡學生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小學時代國文和算術成績很好,此外是很愛畫漫畫。當時凡是模仿書上漫畫皆可畫得唯妙唯肖,尤其喜畫古人像,如關公、岳飛之古裝像。大哥還買有漫畫速寫的書給我,但我的漫畫天才在高中後就逐漸消失了。我也喜歡唱歌,音樂天賦可能是來自父親的遺傳,因為父親和我們兄妹八人,人人喜歡唱歌,大哥是台北師範音樂科畢業,之後靠音樂吃飯(在學校教音樂,在家教鋼琴)。而我小學時和大姊被選拔參加國校合唱團,首次到新竹市比賽,似乎是第一次到「大城市」(到竹東鎮則是第一次「上街」),心中非常興奮,東張西望的看著兩邊的大樓,真是壯觀啊,被家人笑說是「山呆上街」,客家人說的,指鄉下人進城也。在省立新竹高中讀書時,我參加學校合唱團,在台中市得到全省高中第一屆及第二屆合唱比賽第一名(竹中連續得了十次冠軍)。
老師們經常在學校網球場打網球,我們學生在鄉下沒有什麼正式的運動,課餘常玩的則是在操場打躲避球,同學溫瑞平是箇中好手,我們常玩到天黑,母親到操場來叫回吃晚飯時才罷手。夏天天熱時則隨年長些的學長或堂兄們去附近的小溪游泳。起初只是玩水,記得忽然有一天竟然會浮起來,可以用「狗爬式」游泳,從此游泳成了我最喜歡的運動項目。鄉下也沒有休閒活動,最常做的事是與童年玩伴溫正道、陳榮茂、溫正巳、溫俊治等到野外去抓昆蟲,玩彈珠及陀螺。那時也不用補習,每天做完功課就是玩或讀小說。我們在沙坑的的童年真的很快樂。
免試升學
1956年我小學六年級將畢業升學時,當時的教育部(部長為張其昀先生)在新竹縣試辦免試升初中的計畫。此時全縣所有有高初中的學校,因免試升學之故,都停辦初中招生。當時桃竹苗三縣當中,尤其是新竹縣學生心目中最嚮往的是省立新竹中學,因免試升學計畫也停辦初中部,使許多嚮往竹中的小學生大失所望。
免試升學對我們這屆及下幾屆的畢業生有利與不利;有利的是一般學生只要有意願不必經考試即可讀初中,不利的是成績好有志升學的學生必須就讀當地學校,教學品質可能有問題。例如我們所分發的學校是因應免試升學所興辦的橫山初中,地點位於橫山鄉鄉公所所在的橫山村,如果我分發於橫中去讀書,則將來升高中可能有問題。在考慮之後,父親決定讓我去報考沒有受影響的省立中壢中學。導師溫其富老師就帶著我們共十一位學生,一同到中壢鎮參加考試。當時交通不便,不能當日來回,我們在中壢鎮的一家小旅館二樓投宿一晚。記得我們投宿在樓上右手邊一大間有塌塌米的房間大家擠睡,左邊另有一小間房,我和幾位同學不小心走過其門,只見裡面塌塌米上躺有一個女人,另有二個男人在旁,後來才知是房客召妓!
壢中考試放榜後只有我和另一同學張健平錄取,健平家在太平村(太平地),其大哥為理髮師。健平和我一起在壢中不同班讀了一年半,又因家中經濟不容我們在外縣過外宿生活,我們一起轉學到竹東中學唸完初中。畢業後,健平未再升學,後成為手藝很好的裁縫師,另闢一個有一技之長、收入又好的職場。我則在東中畢業後考取省立新竹高中,三年後再以第一志願考取台大經濟系,從此靠經濟學「吃飯」直到今天。
同學聚樂
在沙坑國小畢業後,很多同學都到剛成立的橫山初中(算是竹東中學的分部)就讀。畢業之後考高中或就業,大都份後來都分居在大台北及桃園、新竹地區,他們都有很好的發展及良好的經濟基礎。另外一班成績最好的林阿斗同學,因家境不佳,畢業後即輟學在家,後從事木匠工作及其他事業;另有一位讀畢竹東高中的魏隆昌,也是一位優秀學生。除了我上大學及另一位潘正夫同學讀政工幹校畢業外,即無其他同學直接繼續就讀大學(就業後去讀大專的除外)。正夫多才多藝,在軍中表現傑出,後轉任台北醫學院擔任總教官,退休後被借重到台北市立萬方醫院擔任總務主任,任內建樹極多,現又二度退休,除擔任該醫院顧問外,其他時間則逍遙度日;他的領導能力令我欽佩。隆昌其後在工廠任職,曾派到大陸任職,現在也退休,經常來電問好,溫情可感。溫俊治在中華電信工作多年,最近退休。他是畢業後召開同學會的「班長」,我很樂意經常被他召集參加同學會。陳裕勝頭腦聰明,為本班「鬼才」,農校畢業後曾從事藥劑師及多種事業。限於其篇幅,其他很多同學就不多說了。
我後來留學美國,又在美國做事。雖然相隔萬里,同學們對我的熱情不減,一直和我保持聯繫。1996年我自美國退休回國到花蓮的國立東華大學任教後,經常參加小學同學們的同學會。同學們有婚喪喜慶的事也會通知,於是經常我由花蓮搭飛機或火車回到新竹/桃園一帶。同學們雖然受的教育可能沒有我多,但其他方面像處事為人、各行各業的知識,各有所長,都是我學習的對象。同學們多半都已經升等為祖父母級,但在一起唱歌作樂、談笑風生,大家又回復到童年時期的童真情懷,享受真誠的友誼。這情誼從1950年代在沙坑國小六年開始延續到今,已經超過半世紀;這情誼令人想到反璞歸真的喜樂,永不消減。
在沙坑國小慶祝九十大壽的時候,我以畢業於母校為榮,也為能和一百多位純樸的同學們同班為榮。
作者溫英幹,本校第十一屆畢業校友(民國四十五年),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學士、碩士;美國約翰霍普金司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在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聯合國所屬世界銀行擔任經濟專家二十餘年,退休後應聘到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任教,曾任該校大陸研究所所長、經濟系主任兼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現任該校經濟系專任教授,兼職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理事。擁有美國特許財金分析師及中華民國證券分析師證照。
[1] 參見陳玉蟾撰寫沙坑國小簡史,http://www.skps.hcc.edu.tw/概況/校史.htm
溪泳隊的考驗與情誼
溪泳隊的考驗與情誼
溫英幹
開始溪泳
二○○五年十月二日罕見的超級颱風「龍王」自台灣的花蓮縣登陸,直撲壽豐鄉。我服務的學校首當其衝,損失慘重;校園到處房舍破裂、花樹傾倒、瘡痍滿目、不忍卒賭。尤其是學校游泳池的鐵門被龍王吹倒,進門天花板七零八落,零件及桌子被掃入池中,內池也有多處損壞,校方緊急通知暫停使用。一向有早泳習慣的我,只好另謀出路,開始去離學校五公里遠的荖溪橋下游泳。
台灣東部地區的花蓮和台東因為開發較晚,環境較少受到污染,仍然可以找到沒有被污染的河川可供鄉民游泳或垂釣。荖溪橋下的荖溪是當地自來水水源地上游,匯集有大量溪水,水質清澈,附近鄉民常年在荖溪橋下晨泳。我向其中一位泳客打聽一下確切地方,十月五日一早六時多天才剛亮就到荖溪報到,果然見到約有十來位泳友陸續來參加晨泳活動;他們男女約各半,年紀平均約五十歲,最大的已經有七十五歲,最年輕的約三十歲,大多數已經在這地方晨泳多年,冬夏不停,晴雨照來。他們很熱情的歡迎我加入。不久之後,經過我宣傳,學校又有另外兩位老師加入,也受到大家歡迎,開始了我們的溪泳隊的情誼,每天一早大家陸續來報到,在水中及岸邊互道早安,令人心裡溫暖。
溪泳考驗
在溪裡游泳,一切天然,水泥岸邊有一道護牆,泳友用幾條木桿,上面釘入長釘,深入牆裡固定後就成了掛衣服的地方。通常事先在家裡要先穿好泳裝,抵達後,找一個長釘,將衣物包掛在上面,脫掉外衣,身著泳褲,戴上泳帽、泳鏡及耳塞,做暖身體操,然後將雙腳踏入冰涼的溪水。這時就要下定決心,勇敢的將冷水拍到身上,然後「慘叫」一聲,躍入溪中,手腳急速滑動。剎時冰涼溪水漫過全身,約一分鐘習慣水溫後,就可開始奮力往長達一百米的上游逆流游去。這時可看見不少小魚小蝦在清澈的溪底或游或停在石頭上,天人合一之感油然而生。正因為有其他泳友在旁邊支持(或說「監視」),所以養成每天「硬著頭皮」也得下水的高超毅力!等游完上岸換裝,與其他仍然在游的泳友道別,算是完成一天的早課時,都會覺得很有成就感,也讓自己的一天都感覺充實快樂。
溪水溫度相當穩定,不論冬夏都在攝氏十九到二十度之間,但外面的氣溫受季節變化而不同。夏天高達三十五度,冬天則可能下降至十度以下,所以不論那個季節下水,第一個感覺都是「冷」字,但入水後過了一分鐘就習慣了。十一月初的時候,一位長輩對我們幾個新進加入的泳友說:「你們要繼續來游,如果停了一陣子才來,等到天冷時你們就會受不了,通不過考驗。」
考驗真的來到,從十二月開始,外邊氣溫就逐漸下降。特別是早上,從二十度一直降到十幾度。我和其他泳友仍然堅持一早報到。入冬來氣溫最冷的早上終於來到。那天是聖誕節前夕,約有十位泳友不畏天寒來晨泳。外邊氣溫九度,溪溫十九度,溪面冒著白氣,表示天氣真的冷了。我照常硬著頭皮,「慘叫」一聲,躍入水中。在冰涼如昔的溪水裡與魚同游,從下游往上游來回三次才爬上岸,光著身體已經不覺寒冷,算是通過考驗了。頓時覺得人生似乎也是這樣,不經寒風澈骨,哪有梅花幽香?如今已經一年過去,我仍然幾乎風雨無阻,每天都去;學校的泳池早已修好,但我卻愛上溪泳了。
溪泳情誼
參加溪泳的有縣長、鄉長、調查局幹員、警官、大學教授、政府公務員、退休人員、農夫、小店老闆娘、家庭主婦,年紀老少都有。但大家來到這裡都不分彼此,互相關懷,噓寒問暖,也互相打氣,有如一個大家庭。特別是年紀一大把的媽媽們,非常有恆心及愛心,經常一早就來先將岸邊沖洗乾淨,讓後來者可以享受乾淨的環境;冬天時,她們會先預備熱薑湯或桂圓紅棗茶讓大家解除寒氣。悠游於乾淨清澈的溪水裡鍛鍊身體,享受泳友之間的純樸鄉土情誼,豈不是現代人難以享受到的人間美境?
作者:溫英幹,現任台灣花蓮國立東華大學經濟系教授。
原載於:「一路有你」一書,人生補羹系列第五盅,台北市天恩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180-183頁
溫英幹
開始溪泳
二○○五年十月二日罕見的超級颱風「龍王」自台灣的花蓮縣登陸,直撲壽豐鄉。我服務的學校首當其衝,損失慘重;校園到處房舍破裂、花樹傾倒、瘡痍滿目、不忍卒賭。尤其是學校游泳池的鐵門被龍王吹倒,進門天花板七零八落,零件及桌子被掃入池中,內池也有多處損壞,校方緊急通知暫停使用。一向有早泳習慣的我,只好另謀出路,開始去離學校五公里遠的荖溪橋下游泳。
台灣東部地區的花蓮和台東因為開發較晚,環境較少受到污染,仍然可以找到沒有被污染的河川可供鄉民游泳或垂釣。荖溪橋下的荖溪是當地自來水水源地上游,匯集有大量溪水,水質清澈,附近鄉民常年在荖溪橋下晨泳。我向其中一位泳客打聽一下確切地方,十月五日一早六時多天才剛亮就到荖溪報到,果然見到約有十來位泳友陸續來參加晨泳活動;他們男女約各半,年紀平均約五十歲,最大的已經有七十五歲,最年輕的約三十歲,大多數已經在這地方晨泳多年,冬夏不停,晴雨照來。他們很熱情的歡迎我加入。不久之後,經過我宣傳,學校又有另外兩位老師加入,也受到大家歡迎,開始了我們的溪泳隊的情誼,每天一早大家陸續來報到,在水中及岸邊互道早安,令人心裡溫暖。
溪泳考驗
在溪裡游泳,一切天然,水泥岸邊有一道護牆,泳友用幾條木桿,上面釘入長釘,深入牆裡固定後就成了掛衣服的地方。通常事先在家裡要先穿好泳裝,抵達後,找一個長釘,將衣物包掛在上面,脫掉外衣,身著泳褲,戴上泳帽、泳鏡及耳塞,做暖身體操,然後將雙腳踏入冰涼的溪水。這時就要下定決心,勇敢的將冷水拍到身上,然後「慘叫」一聲,躍入溪中,手腳急速滑動。剎時冰涼溪水漫過全身,約一分鐘習慣水溫後,就可開始奮力往長達一百米的上游逆流游去。這時可看見不少小魚小蝦在清澈的溪底或游或停在石頭上,天人合一之感油然而生。正因為有其他泳友在旁邊支持(或說「監視」),所以養成每天「硬著頭皮」也得下水的高超毅力!等游完上岸換裝,與其他仍然在游的泳友道別,算是完成一天的早課時,都會覺得很有成就感,也讓自己的一天都感覺充實快樂。
溪水溫度相當穩定,不論冬夏都在攝氏十九到二十度之間,但外面的氣溫受季節變化而不同。夏天高達三十五度,冬天則可能下降至十度以下,所以不論那個季節下水,第一個感覺都是「冷」字,但入水後過了一分鐘就習慣了。十一月初的時候,一位長輩對我們幾個新進加入的泳友說:「你們要繼續來游,如果停了一陣子才來,等到天冷時你們就會受不了,通不過考驗。」
考驗真的來到,從十二月開始,外邊氣溫就逐漸下降。特別是早上,從二十度一直降到十幾度。我和其他泳友仍然堅持一早報到。入冬來氣溫最冷的早上終於來到。那天是聖誕節前夕,約有十位泳友不畏天寒來晨泳。外邊氣溫九度,溪溫十九度,溪面冒著白氣,表示天氣真的冷了。我照常硬著頭皮,「慘叫」一聲,躍入水中。在冰涼如昔的溪水裡與魚同游,從下游往上游來回三次才爬上岸,光著身體已經不覺寒冷,算是通過考驗了。頓時覺得人生似乎也是這樣,不經寒風澈骨,哪有梅花幽香?如今已經一年過去,我仍然幾乎風雨無阻,每天都去;學校的泳池早已修好,但我卻愛上溪泳了。
溪泳情誼
參加溪泳的有縣長、鄉長、調查局幹員、警官、大學教授、政府公務員、退休人員、農夫、小店老闆娘、家庭主婦,年紀老少都有。但大家來到這裡都不分彼此,互相關懷,噓寒問暖,也互相打氣,有如一個大家庭。特別是年紀一大把的媽媽們,非常有恆心及愛心,經常一早就來先將岸邊沖洗乾淨,讓後來者可以享受乾淨的環境;冬天時,她們會先預備熱薑湯或桂圓紅棗茶讓大家解除寒氣。悠游於乾淨清澈的溪水裡鍛鍊身體,享受泳友之間的純樸鄉土情誼,豈不是現代人難以享受到的人間美境?
作者:溫英幹,現任台灣花蓮國立東華大學經濟系教授。
原載於:「一路有你」一書,人生補羹系列第五盅,台北市天恩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180-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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